中日海权矛盾新特征:南海分量将超越东海

自2017年5月以来,中日关系出现了一系列冬去春来的转圜迹象。201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在中日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正步入正常轨道,面临改善发展的重要机遇。但在双边保持着改善向好势头的同时,也陆续出现了一些“违和”场景,让正待雪融春暖的中日关系一再感受到阵阵春寒。如8月28日日本公布的《2018年版日本国防白皮书》,虽然对中日启动“海空联络机制”予以了正面评价,强调这是“双方增进理解的重要一步”,但仍延续多年来的陈词滥调,花费大量篇幅继续渲染“中国威胁”,声称中国“不透明的军事扩张以及海洋活动”是包括日本在内的“地区及国际社会的安保隐患”,因而深表忧虑。作为其延续,我们看到日本海上自卫队于近日首次公开派出潜艇在南海海域进行反潜战演习。

据日本《朝日新闻》的报道,此次演习十分独特,由明暗两个部分组成。8月26日,由有“准航母”之称的护卫舰“加贺”号、驱逐舰“闪电”号和“凉月”号这三艘水面舰艇组成的公开出访编队途经南海到印度洋一带访问活动,并先后与美国、菲律宾海军进行联合演习。翌日,海上自卫队“黑潮”号潜艇则秘密地经由东海,穿越巴士海峡后进入南海。之后的9月13日,“黑潮”号潜艇又与“加贺”号编队汇合, 在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和黄岩岛三角地带之间的海域进行了联合反潜演习。直到17日,“黑潮”号潜艇才开始公开活动,成为首艘驶进越南金兰湾的日本潜艇。

停靠在港口的“黑潮”号潜艇

内在逻辑的一致性

平实而论,南海的航行自由从未受到影响,但在中日双方正积极推动关系改善的时间节点,日本却在在南海这片牵涉广泛、各方利益交织的敏感地点进行实战色彩浓厚的军演,此举不得不令人感到其矛头就是针对中国。

实际上,尽管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7日在朝日电视台的节目中极力淡化“针对中国”的色彩,强调训练也在其他海域展开,“并非设想某个特定国家”,但无论是日本媒体还是政府相关人士,对于该军演的针对性毫不隐晦。如《朝日新闻》的评论就指出,南海是日本海上交通线的要塞,是关乎生死的重要海域,因此被安倍内阁视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的重要一环。 海上自卫队还有干部称,此次由海上自卫队单独实施反潜训练,一方面是“比以往更进了一步”,另一方面也是要通过“让中国意识到‘南海可能有海上自卫队潜艇’”的方式,彰显日本的巨大威慑力

众所周知,安倍和日本政府近期多次在对华关系上展现出积极姿态。如以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身携安倍的亲笔信,率团访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契机,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开始趋向积极。两国还就在第三国展开合作等事宜达成共识。现阶段,“一带一路”倡议已为中日深化互利合作提供了新平台和试验田。与此同时,2017年日本对华投资达到32.7亿美元,同比增长5.1%,扭转了连续4年的下滑趋势。与此同时,中日进出口贸易总额3029.8亿美元,同比增长10.1%,也呈现止跌回升的态势(约合33.34万亿日元,创下了以日元计算的历史最高纪录)。

在经济情势向好的同时,两国政治关系也出现了积极改善的势头,尤其是最高领导层在国际场合举行首脑会谈的氛围日渐融洽,中断多年的最高领导层互访也已重启。如继2018年5月李克强总理正式访日后,安倍也可能于10月23日前后正式访华。

中日关系出现上述两种不同景象,既有人强调说日本外交具有“两面性”特征,更有人质疑说日本对华的一些积极举动并非真心诚意。实际上,矛盾的表象背后凸显的恰恰是内在逻辑的一致。这个内在逻辑就是日本的国家利益,这也是看待中日关系特征的一个主要窗口。以安倍内阁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从冷漠到有条件地加以呼应为例,实质上就是日本国内开始正视中国崛起和重视对华关系的氛围在政策层面上的积极投射。拥有近14亿人口的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其释放出的商机可谓潜力无穷,对振兴日本经济大有裨益。

从这一角度而言,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转变一方面是对华示好的具体表现,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安倍内阁已开始认真思索如何借助中国的国家战略为本国获利。首先,此举本身就是两国深化互利合作,和日本积极参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重要标志;其次,这也为两国务实合作开辟了新路径,打造了新亮点;最后,它更是两国共同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积极维护自由贸易体系的重要抓手。

但从安全层面而言,中国一再强调要和平发展,并不断重申“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但仍不可避免地被美日欧等西方国家视为价值观上的“异质性”国家。它们倾向认为中国是正在挑战由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所谓“修正主义”国家,渲染中国的目的就是试图排斥以美国为首、日欧为侧翼的各项制度安排和影响。虽然自特朗普上台以来,在“美国优先”的旗帜下,美与日欧的经贸矛盾有所加剧,但并未影响三方在价值观、安全等层面上对中国的上述基本定位。

南海成为中日海权矛盾交织之地

进一步地,中日比邻而居,历史瓜葛与地缘矛盾纠结缠绕,表象面的现实利益纠葛与深层次的战略结构疑虑交织叠加,一方面使得两国关系远较别的双边关系来得复杂敏感,另一方面日本感受到的由中国崛起而带来的权力转移的冲击也远较美欧等国来得直观和强烈。因此,随着中国崛起的势头越来越强,双边的发展战略和地缘战略的碰撞也不断加剧和扩散,甚至已经进入到围绕整个国际格局以及各自所处的相对位置和所追求的国家目标,彼此进行综合实力全面较量的战略博弈阶段。更何况安倍内阁念兹在兹的“摆脱战后体制”和“正常国家化”等政治目标也想要通过“中国威胁论”或“中国霸权论”这张牌来加以推动。

具体到南海问题而言,在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战略价值成为中国海权发展重要区域的同时,南海亦将越来越成为中日海权矛盾交织的重要场域,其重要性、复杂性和敏感性会超越东海。日本作为南海的域外国家,两国本应无矛盾可言,而日本为己身介入南海寻找的所谓“大义名分”就是美日共同作为“维持地区自由、安全与稳定的力量”,应积极维护南海地区的航行自由和飞行自由。以此为背景,安倍刻意将中国在南海地区所进行的一系列维权、维稳行动视为以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是对现行国际秩序的冲击,从而不断加大对南海问题的介入力度。

日本介入南海问题有三重目的,首先是希望借助美欧澳印等国的奥援扩大海上力量,增强国际影响力;其次是试图提升与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军事合作程度,提高自身在南海地区的存在感;最后妄称借此牵扯中国的精力与资源,减轻日本在东海方向的巨大压力。因此,即便中日政治关系出现改善的势头,但并不足以影响日本放弃在南海妄图获得的战略收益。

对此,中国的因应之策又当如何呢?首先应明确认知,国与国相交势必是一个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矛盾交织过程。任何外交政策的调整仅是某个部分进行路线重构,而不意味着总体矛盾的改变;其次面对矛盾不能采取掩耳盗铃的态度或回避拖延,或视而不见,而应从维护国家利益的大局出发辩证地思考彼此之间的各种竞争与合作关系,注重在竞争中寻找合作的可能,力争实现双赢,在合作中也不能忽视竞争;最后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坚持原则的同时,也要注重解决问题方式的灵活多变。诚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那样,“中日双方要始终恪守和遵循中日间四个政治文件,巩固政治基础,把握正确方向,建设性管控分歧”,唯有如此,两国关系才能不断扩大共同利益,继续相向而行,从而得到新的更大发展。

(作者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