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法国学者潘鸣啸与他的 知青研究著作《失落的一代》

文/桑宜川

z-03

 

 

 

z-02

 

 

 

z-01
(一)
迄今爲止,學術意義上的”知靑學”在中國內地大學和社科院系統尙屬”不提倡”硏究的領域,因而”知靑硏究”從未躋身國家課題,也從未出版過有份量的硏究著作。當然,除了用”紅色話語”寫成的書籍不在此列。面對現代中國歷史上這場波及全國各地,影響到千家萬戶的運動,在當代中國歷史叙事的國際場域中,讓大批西方學者捷足先登,獨佔學術至高點,少見中國文本,實在是讓國內萬千學者汗顔不已,値得反思之事。
多年來,在海內外學界常有”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之説,類似的硏究領域還不少,國內與國際水平相比,尤其是人文學科,都顯得滯後一大截,依此類推,或許我們也可以説:”知靑運動在中國,知靑學在國外。”對於這一立論,當然會有人提出質疑,何以如此,是很正常的心理狀態。然而我們的眼睛所能看見的,卻是不爭的事實,僅以《失》著引用的外文參考文獻,洋洋大觀,豐富而又翔實,出自不少歐美大學的漢學硏究重鎮,大大超過了國內中文刋物發表的數量。當下國內知靑硏究中應有的理性思維付諸闕如,在話語叙事中”一邊倒”的狀况,再現了凄美的”敦煌故事”。
前幾年,潘鳴嘯敎授吿訴筆者,他在學生時代硏讀過薩特、歐洲古典哲學和印度宗敎。在1968年爆發的巴黎”五月風暴”中,他曾是熱血靑年,渴望探求共産革命的發生根源。1973年,他只身抵達當時的英屬香港,勤工儉學,硏習中文格致,同時他也接觸到了不少從中國大陸逃生過去的知靑,與之交談,及時瞭解到正在發生中的知靑上山下鄉運動,爲他後來的寫作積累了不少素材。

(二)
如今,潘鳴嘯是法國社科院的當代史硏究員、同時也受聘爲清華大學客座敎授、清華大學中法人文社會科學硏究中心兼職主任。他出生於法國伊夫林省的聖日耳曼德語區小鎮昂萊,具有哲學學士、中國語言與文化學碩士及歷史學博士學位的出道背景,爲他的中國學硏究提供了切實的”後勤保障”。除此之外,他還是與知靑聯姻的”中國女婿”,或稱”乘龍快婿””。 言談之中,似乎比我們還”熱愛”知靑,還”洞悉”知靑運動, 通過學術硏究成果,走到了中國學者的前面,實在讓我們臉上有點挂不住,因爲”知靑學”畢竟是我們的”國學”啊。
出于好奇,起初我不解他的中文姓氏何爲”潘鳴嘯”?想必其中有着一個”很中國”的故事,不然的話,其法文或英文的(Michel Bonnin)音譯,本應爲”米歇爾·波恩”或類似的字眼。後來逐漸悟出,中文的”鳴”和”嘯”均有很”陽性”的語義,符合他多年來以一貫之的法國學派治學方法。其實,類似取名的西方學者大有人在,當年哈佛大學漢學家費正清,就與他的英文本名John King Fairbank的音韻相去甚遠;英國劍橋學者,著有《中國科學技術史》的李約瑟,其英文名爲Joseph Needham也與中文的文意不搭界,但他的煌煌巨著卻對現代中西文化交流影響深遠。明清以降,西方學者崇尙自取一個別樣的中文姓氏,並引以爲榮,不能不説是早年濫觴于歐美宮廷及上流社會的Chinoiserie中國風遺韻。
如今,知靑上山下鄉運動從興起到終結已經過去整整五十年,知靑硏究漸熱,幾乎一夜之間成爲”顯學”,體制內的部分學者刻意忘卻或完全省略了當年絶大部分平民百姓家庭出身,聽憑命運擺布的萬千知靑所遭遇過的身心痛苦與摧殘,竟然爲那場充滿悲情故事的”流放歲月”歌功頌德,粉飾太平,還載歌載舞,聲稱”艱辛探索”與”靑春無悔”之説已佔據了不少媒體空間,更有近日北大的一位學者倡議”重啓新時期上山下鄉工程”,正受到坊間和學界的廣泛質疑。幾十年來,國內大學領國家薪俸,享受科硏基金補貼的文史敎授何止成千上萬,浩然成軍,本應涌現不少”知靑學”專家,作爲這一”國家記憶”的記録者,然而卻鮮有以此爲己任,展開正常的學術硏究,更惶論寫出有份量的學術專著,情何以堪?
如今可查閲的文獻記載,”文革”之後的1978年,李先念説:”國家花了七十億,買了四個不滿意。靑年不滿意、家長不滿意、社隊不滿意、國家也不滿意。”對此觀點,鄧小平表示認同:”雖然上山下鄉的荒謬性一清二楚,但決不能承認政策錯誤,在宣傳上還得讓知靑認爲在廣闊天地得到寶貴的再敎育”。當年的副總理紀登奎也闡述了高層共識:”我們的指導思想是宣傳下,做到不下。不宣傳上山下鄉就不能安定,就要亂套。”爲這五十年前興起的知靑運動表述了官方的態度。雖然當年的這些政治老人早已作古,但爲了維持”安定團結”,至今對這一段當代”痛史”官方仍採取二元化對策。由此可見,多年來中國內地學術界對知靑運動集體失語,是有出處的。
(三)
回望歷史,知靑作爲一個社會群體,儘管他們曾以生命爲代價,屈從于那個年代的”大局”需要,做出的奉獻已逐漸因時光流逝被淡化,被塵封,或被遺忘,但仍對那場”文化浩劫”,對”極左”思維方式,以及對以整人爲目的的運動大多有着特殊的反感,大多有着較強的平權意識,希望通過自身的悲情遭遇,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潘鳴嘯的這本書將有助于中外讀者瞭解那一場不同尋常的運動,推動中外學者深入硏究那一段富于敎益和啓示的歷史。
潘鳴嘯在其書中寫到:”毛澤東”琢磨”出的”城市靑年上山下鄉運動”並非其首創,乃是當年由周恩來具體執行,從赫魯曉夫那里完全照搬的模式,源自上世紀50年代,前蘇聯城市靑年被大規模動員,送往西伯利亞和哈薩克斯坦,在那里安家落戶,從事農墾建設,可收一石數鳥之效。作爲倡導”共産主義社會”模式的領袖,他們二人皆爲農戶出身,而且早年都深受民粹主義的影響,這即是知靑運動的源起。”前些年,潘鳴嘯的這一觀點獲得了杜導正、李愼之、李悅、徐友漁等中國知識界大伽的認同。可參見他們各自的論述,限于篇幅,謹此不展開列舉。

(四)
歷史文獻記載,1954年初,赫魯曉夫希望儘快改善不景氣的蘇聯農業,忽發奇想,利用城市共靑團員們的先鋒精神,動員他們去開墾位于哈薩克斯坦和西伯利亞的荒地。從那年月起,”蘇聯的經驗引起中國共靑團中央的注意,團刋給予大量報道與評論,團中央組織代表團多次赴蘇聯學習,黨中央贊賞並轉發團中央的報吿。從1956年起,上山下鄉就和解決城市失業人口相”結合”,正式組織知識靑年團隊到黑龍江北大荒去開荒,就是知靑運動的開端。
潘鳴嘯在其書中寫到:”1963年,周恩來策劃用18年,動員3500萬知靑下鄉。上山下鄉乃是中共政府在實踐中摸索出來的解決失業之策,藉助紅色意識形態,將無法解決的失業大包袱甩給農村。當用美麗辭藻反復宣傳時, 原本是從蘇聯老大哥那里學來的這一事實很快就被遺忘,而毛澤東卻被譽爲知靑上山下鄉運動的創始者。” 誠如斯言,爲今後中國學者硏究這一段知靑歷史的沿革,提供了有價値的參考。

(五)
其實,西方學者對中國知識靑年上山下鄉運動的系統硏究由來已久,早在上世紀80年就已起步。筆者在海外問學多年,碰巧認識幾位以”中國知靑運動”爲博士論文選題,獲得學位的西方學者。如今的加拿大UBC大學亞洲硏究中心,也有幾位在讀碩士和博士硏究生,專攻”知靑”硏究,已經形成了某種傳統和范式。他們或許在語言與經歷諸方面不如中國學者具有本土優勢,但他們卻能憑藉視野開闊、思想自由、理論堅實等後天優勢,寫出具有洞見的論著,不由得中國學者不嘆服。
1977年,美國學者托馬斯·伯恩斯坦(Thomas P. Bernstein)的《上山下鄉,一個美國人眼中的中國知靑運動》是較早出版的一部專著。其夫人也是學者,在他的中文版前言中寫到:”在這個國家曾實行一系列的控制城市膨脹、促進農村發展以及使敎育與經濟發展實際相適應的措施中,一個最重要的舉措就是將城市中學畢業生送到農村和邊疆去安家落戶……這無疑是本世紀任何一個國家中最大的一項社會實驗。” 托馬斯本人也在書中指出:”中國政府讓知靑下鄉的根本原因,是爲瞭解決當時城市面臨的就業壓力。”但他們夫婦倆沒有深入述及赫魯曉夫的下鄉模式。因此可以説,潘鳴嘯在他的著作《失落的一代》里,通過細密論證,進一步解讀了這一段歷史的前因後果。
從那以後,托馬斯夫婦對中國知靑運動起因的這一解讀被海內外廣泛接受,以至於由原國務院知靑辦老同志編寫的《中國知識靑年上山下鄉始末》也特別提及:”美國敎授的這段話比較眞實、客觀地表達了中國黨和政府的決策者發起上山下鄉的本意和初衷。”對此,潘鳴嘯卻有他的硏究心得,他想要質疑和挑戰的,正是這種純經濟的解釋,他認爲主要動因不在經濟而在政治方面。

(六)
潘鳴嘯不僅要弄清楚上山下鄉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更加着力追問這樣一個問題:掀起這場大規模運動的主要動因到底是什么?原因在經濟還是政治?他的《失落的一代》一書認爲,毛澤東發動上山下鄉運動的動機有三種。第一種在意識形態方面,它在1968年的動員宣傳中具有突出地位。毛澤東認爲,中國的學校敎育是資本主義、修正主義敎育,靑年越來越脫離實際、脫離群衆、脫離革命理想,因此,他們必須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敎育,才能成爲革命事業的接班人。與此同時,上山下鄉還能實現另一個意識形態目的,即縮小”三大差別”,即工農業之間、城鄉之間、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
第二種動機是要降伏紅衛兵,恢復社會秩序,重新穩定局面。在1968年,中國內地省市爲了平息”造反有理”和”天下大亂”的局勢,相繼成立了各級”革命委員會”,但紅衛兵仍然沒有停止派性鬥爭,爭吵不斷,武斗不斷。從7月底起,軍隊和工人組成的工作隊進駐大學,強行制止派性、恢復秩序,緊接着就掀起了上山下鄉運動。這個運動還有一種作用,就是建立在領袖個人思想及威望基礎上的”魅力領袖”式權威制度。
潘鳴嘯並不否認上山下鄉包含有經濟上的動機,他把這樣的動機分爲兩類,一是積極的,即要發展農村和邊疆地區,中國農村歷來落後,需要城市靑年把知識、文化、科技帶下去,而邊疆是”反帝反修的最前線”,需要增加防衛力量;二是消極的,即要解決城市就業和人口過剩問題,這個動機在許多時候羞于提及,因爲據説失業只是資本主義社會固有的問題,在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下不存在,但在大規模的上山下鄉運動中也會顧不了那么多,毛澤東的號召就是夾在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爲一篇報道的編者按語中發表的,這篇報道的題目是”我們也有兩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閑飯!”
實際上,潘鳴嘯對經濟動機的作用持懷疑態度。他指出,在大量下放知靑的地方,往往是旣不缺農業勞動力又不缺能讀會寫會算的年輕人。他的論證更是指向伯恩斯坦的觀點”解決城市就業和人口過剩問題”。伯恩斯坦預言,工作崗位最不緊缺之日,就是運動結束之時。但事實是,知靑運動進入尾期的1979年正是城鎮靑年進入勞動力市場的高峰期。統計數據表明,十年”文革”中,被招工進城的農民數量與被下放到農村的知靑數量基本持平,都在八百萬左右。事實上,城鎮企業單位需要勞動力,但當時的政策不允許雇用城鎮靑年,於是只能在農民中招工,這説明上山下鄉運動並不是源于化解城市中待業靑年人口過多的問題。有人説,下鄉運動畢竟對農村發展有促進。但事實上,絶大部分知靑是在不需要勞動力的地區充當農村勞動力。
(下轉A14版)

當年,約1800萬靑年學生被趕下鄉當”知靑”,從事本不該在他們那個讀書年齡從事的農活,對上中學,進大學讀書已毫無希望,尤其是數以萬計的女知靑在後來回城、入黨、提干、上大學的利誘逼迫之下,成爲權力的犧牲品。這是中國大陸文革時期血淋淋的眞實歷史。潘鳴嘯舉例,1972年安徽某縣首次由貧下中農推薦上大學,全縣數萬知靑展開大規模競爭,最終有70餘人成爲幸運者。在進行上學前體檢時,婦科檢查的醫生驚訝地發現,女知靑沒有一名是處女,而且幾乎全是暴力性裂痕。她們都是在招生通知發下以後失去貞操的。許多女知靑是以肉體爲代價,換得一張離開農村的通行證的。

事實上,從1964年到1980年,全國上山下鄉知識靑年(包括回鄉知靑) 達數千萬之衆,其中約有一半是女知靑,大部分被侮辱過的女知靑都不願暴露眞實情况,因爲中國式的倫理道德將使失去貞操的年輕女性受到巨大的心理和社會壓力。例如雲南生産建設兵團某團助理保衛干事,被一名當權者姦污後送到四川去上大學,後來此當權者又姦污其他女知靑被揭發出來,坦白罪行時交代出與她有過關係。當外調人員到四川找到她詢問情况時,她卻矢口否認。外調人員失望而歸,那當權者因此而被減刑,逃脫法律與正義的制裁。這些悲情故事就是眞實的知靑歷史,對持”靑春無悔”或”艱辛探索”者而言,不知作何感想?

潘鳴嘯認爲,當年毛澤東確實需要把忠於他的”紅衛兵”驅趕出城,因爲他們人數衆多,經歷過政治鬥爭的風雨,桀驁不馴,是難於駕馭的一股社會力量,儘管他作爲”魅力領袖”的個人威望已達到了頂峰。但是,被放逐的紅衛兵遲早會産生怨言,農村極度落後的現實,會使他們對敎科書上學到的”社會主義制度優越”的觀念發生動搖,會使他們的不滿和異端思想廣爲傳播。隨之而來的雲南軍墾農場事件,通過長途跋涉,集體進京訴求,爭取到了中央政府的讓步,終結了知靑運動的歷史,便是例證。
潘鳴嘯解析,中國政府之所以迅速對雲南知靑做出讓步,也與1979年初已決定的”對越自衛反擊”有關聯,”如果在此邊境地區發生大規模國內社會衝突,就很不利于開展對越反擊戰。”上山下鄉在1980年被終結,並非中國政府主動認錯,而是”社會上各種形式的抵制與抗爭,在1979年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這就促使政府最終不得已放棄了這場運動。”包括全國農民的消極抵制,幾億城市平民百姓的怨聲載道。由此可見,西方學者除了具有國際視野,比較方法論,在學術硏究中常抱有”問題意識”,使他們有機會找到切入點,深入其中,展開硏究,取得成果。

潘鳴嘯的書中忽略了終結知靑運動的歷史功臣趙凡,因爲他沒有述及當年正是趙凡作爲”欽差大臣”,帶領中央工作組去到雲南邊疆,看望處于”水深火熱”中,人生已經徹底絶望的萬千知靑,並將他們的”我要回家”正當訴求帶回京城。那千年一跪,跪醒了沉睡的莽莽林海,跪醒了西雙版納亞熱帶壩子,跪醒了尙存的人性與良知, “朝廷”開恩了,全國各地的知靑孩子們終于可以回家了,牽動着當時數千萬個家庭,上億中國人的心,這是如此卑微的生命呼喚!據説,當年雲南軍墾農場知靑代表進京上訪,是共和國歷史上唯一訴求成功的見證。

潘鳴嘯的《失落的一代》提供了一系列數據:至今約80萬知靑被永遠留在”廣闊天地”,與農民結婚的知靑總數約43萬。最後一批15.5萬知靑下鄉發生在1980年。當年享受下鄉豁免權的靑年學生中,幹部子弟佔42%,工人家庭出身31%,,普通家庭4%,出身不佳1%。下鄉後參軍入伍的,幹部子弟佔86%。文革初期幾年,全國大中小學敎育幾乎全部陷于停頓,部分地區因初中生全部上山下鄉,停辦高中。文革後第一屆77級僅有43.9萬知靑及社會靑年進入大學,後來進入”上層建築”的知靑總數不超過100萬。18%的成才率,旣是1800萬知靑的個人不幸,數千萬家庭的不幸,也是整個國家的災難。由此可見,《失落的一代》對大量原始數據進行全面系統地歸納梳耙,整體考察,取精用宏,立樁深固。就資料而言,一冊在手,”知靑”可知,爲全面概要瞭解知靑一代提供了迄今爲止最合適的綜述性讀本。

對那一段充滿悲情的歷史,如今花甲之年的知靑朋友都有着刻骨銘心的記憶。統計數據顯示,文革以後涌現了大量的《傷痕》文學作品,國內各出版社出版了《傷痕》題材的長篇小説計有四十餘本,回顧那一段”痛史”,洋洋大觀。但在學術硏究領域,氣氛卻顯得較爲冷清,讓西方學者先聲奪人,因爲他們較少思想束縛,觀察中國問題,有自己獨特的文化視角。正是一代知靑,空前絶後。多少悲情,多少故事;幾度春秋,幾度回眸,代代口傳,代代難忘。(下圖:絶食幾天的雲南軍墾農場知靑們)

如今,部分知靑仍在自娛自慰地高呼”靑春無悔”,竭力爲當年的苦難歲月尋找浪漫價値,仍在將”白白浪費”説成”艱辛探索”。更有國內作家張承志聲稱:”我們是得天獨厚的一代,我們是幸福的人。”眞不知他的幸福在哪里?行筆于此,稍感遺憾的是,潘鳴嘯所著《失落的一代》對這一知靑現象尙未展開深入論析,或許這就是中西文化的”代溝”之謂。値得慶幸的是,千百萬知靑一代”人還在,心未死”,勿忘眞實的知靑”痛史”,並從中涌現了一大批有良知,有理性,有擔當的”知靑學”硏究者。一位知靑作家寫道:”我們如不將這段歷史記録下來,就死無對證了”,説得眞好!在這樣的回顧與反思中,眞實的”知靑學”也必將持續走熱,再不抓緊搶救第一手資料,再不深入認識這場”帶着體溫”的運動,實在有點對不起自己以生命爲代價所付出的靑春與芳華。

2018年7月7日星期六修訂于加拿大溫哥華楓林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