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城精英生活光鲜亮丽 背后甜酸苦辣谁人知

金融城

一提到那些西装革履,拿着高薪的金融圈靓男俊女无不让人艳羡。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属于那种春风得意的人生赢家。

这些驰骋在金融界的精英宠儿(包括银行专业人士、律师、会计、咨询师等),大多数毕业于世界名牌大学,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拿着六位数的工资,更别提让人嫉妒的年终奖金等福利。

但是,在他们光鲜亮丽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辛酸,特别是近年来金融城中自杀率的上升,令人扼腕叹息。

金融城年轻人自杀事件时有耳闻。几年前英国一名美林银行实习生莫里茨·厄尔哈在连续工作了3天之后猝死,死时只有23岁。更不要说2014年摩根大通的”三连跳”自杀事件。

与此同时,中国金融圈人士自杀事件也在攀升。例如,2015年,国信证券总裁陈鸿桥自杀。同年,中国期货界传奇人物,瑞林嘉驰对冲基金经理刘强在北京华贸酒店顶楼平台跳楼自杀。

普华永道女白领潘洁在高强度工作压力下因急性脑膜炎去世,她去世前半年的微博里经常出现”我想睡觉”这样的帖子。

2011年英国伦敦金融城前首席代表,原中国区负责人刘莹自杀身亡。

高工资的代价

世界处于互联网时代,各地的工作节奏不断加快,金融、法律行业竞争激烈。加班、超时工作是家常便饭。

米歇尔(Alex Michel)曾就职于高盛投资银行。她的一位同事为了应付长时间工作而不打瞌睡,听从同事建议在办公桌下放上回形针,一犯困就被扎醒。用这种方法来硬扛睡眠不足。

莫利(David Morley)原来就职于英国著名的安理国际律师事务所(Allen & Overy),他举例说,一个周五晚上刚刚准备回家,突然接到客户一个电话说想谈一比生意,并希望能在周日成交。

这就意味着要加班加点,准备材料,整个周末就泡汤了。市场竞争如此激烈,如果你不加紧争夺客户,客户可能会被竞争对手抢走。

但一想到这笔生意能谈成,或许明天将见诸于报端,立刻感到热血沸腾,就像吃了药一样亢奋。

有的时候,金融城里的这些白领精英为开一个公司会议,24小时之内在中英两国之间穿梭飞行,用”疯狂”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金融城工作人员背影
Image caption 金融、法律行业竞争激烈。加班、超时工作是家常便饭。

公司之间的较量,同事之间的竞争让每个人都不敢怠慢,业绩用金钱来衡量。赚不来钱得不到上司器重,可能随时被炒鱿鱼。

工作压力巨大,总是提心吊胆,生怕工作出差错。这些不仅仅是刚入行的人能感受到的压力,就连资深人士也不例外。

纽曼(Jeremy Newman)是全球最大会计事务所之一德豪的全球首席执行官,而且是合伙人。

在外人面前,纽曼显得十分自信,但他自己知道每天都担忧,生怕出事或是在大庭广众面前出丑。

他说,一次自己在主持召开的同行大会上侃侃而谈, 给人印象自信满满。但是他私下承认那天他一共换了5次衬衫,并不是因为会议室热,而是由于紧张不断出汗。

健康隐患

由于金融圈人士常年都处在精神高度紧张状态,健康长期透支、身体被掏空,于是酗酒、药品(包括毒品)、赌博、性等都可能成为解压的方式。

英籍银行业人士朱廷(Rurik Jutting)被控谋杀两名印尼女性的碎尸案也许是极端个例,这个案子发生在两年前的香港,当时曾轰动一时。据说案发时朱廷曾服用可卡因。

朱廷是剑桥大学毕业生,毕业后先任职巴克莱银行,后任职美林银行,年薪高达26-27万英镑(约200多万人民币),后因销售金融产品违规,受到上司责备,并调派至香港。据说朱廷便开始沉溺于毒品,酒精,召妓等。

朱廷 图片版权 Reuters
Image caption 朱廷可能是在药物作用下作案

纽曼说,不知道自己吃了多少粒止痛药,有时一天下来已经后背僵直,无法动弹。

米歇尔表示,这种高强度的工作性质,一般来说大多数金融行业人士可以撑4年左右,4年后健康问题就会逐渐显现。

米歇尔记得单位的一位女同事才30岁出头,但医生告诉她,根据验血结果显示,她的健康已经像一位70岁的老年女性。

慢性疼痛、身心交瘁非常普遍。内分泌系失调,甚至可能导致不孕。

伦敦是世界金融中心之一,仅在伦敦就有至少几十万专业人士在金融圈工作,其中不乏华裔。这种玩命工作,疯狂生活的文化无疑对身心健康无益。

但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转身而退呢?也许是金钱的诱惑力太大。因为一旦赚钱,丰厚的回报和满满的成就感,就会让你欲罢不能。

当然,也有人激流勇退,像前面提到的米歇尔。她辞去在高盛银行的工作,加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成为一名学者。

过劳死

办公室 图片版权 OTHER
Image caption 中国的加班文化也非常严重

这种加班文化在亚洲许多地方也盛行,过劳死的例子也屡见不鲜。日本一名女记者连续2个月加班100多个小时,导致过劳死。 死时年仅31岁。

中国正处于经济上升阶段,许多公司和企业都有加班文化,特别是一些私企。

据北京师范大学一位研究员2年前估计,中国在职员工平均每年工作2000-2200个小时。根据经合组织的统计,这一数字远高于美国(每年1790小时)、荷兰(1419小时)、德国(1371小时),甚至日本(1719小时)。

但并非人人都愿意加班。2016年夏天,一首由上海业余唱诗班演唱的加班歌曲《感觉身体被掏空》在网上一夜暴红。这首歌调侃“上班狗”的生存状态。

描述加班的歌曲有不同版本,道尽了打工族和加班人的辛酸。

那么谁应该为这种金融圈的文化负责呢,是个人还是公司?

米歇尔认为并没有人特意设计这种文化,这正是悲剧所在。员工之间的竞争、不透明的公司文化、没有工作安全感,都为用人单位“剥削” 其雇员创造了“最佳环境”。

因为年终奖金直接与你平时的业绩和表现挂钩。同时你知道老板会把你和你同事的业绩直接对比。

你无法得知别人做得怎样,只好给自己加码,力求胜出。这些还只是内部的竞争,别忘了还有同行业的争夺,因为最终选择权在客户手里。

努力改变

卡莫迪(Jessica Carmody)在毕马威(KPMG)担任高级管理人员。她同时还是毕马威精神健康网络的咨询师。

她说,毕马威精神健康网络鼓励员工敞开心扉,如果感觉到吃力、焦虑以及抑郁要寻求帮助。如果憋在心里会使情况越来越糟。

这些措施无疑是向好的一方面在转变。

此外,伦敦还有一个专门为金融圈人士提供精神健康的组织叫“伦敦金融城心理健康联盟”(the City Mental Health Alliance),其负责人琼斯(Nigel Jones)也是前金融圈人士。

他说,现在一些商界客户也非常重视与他们所合作公司员工的心理健康。他们甚至约谈合作公司的新员工,看看他们在公司是否受到了良好对待,并参照面试结果来决定是否继续与这些公司合作。

这一迹象表明事情开始转变,人们更加重视员工的精神健康和福祉。

琼斯表示,改变是必须的。商界客户认识到只有以人为本的公司。员工才能处于最佳状态,继而发挥出最好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