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Parag Khanna”，原文刊于世界经济论坛东盟会议。
面向未来准备最充分的十个亚洲城市
我们的星球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城市化迈进，社会、经济及气候等方面的巨大压力随之而来。如果说城市化的可持续性是21世纪最重要的挑战之一，那么亚洲就是决定人类能否成功的起点。亚洲城市人口尚不足其人口总数的一半，而相比之下，有82%的美国人和74%的欧洲人都早已在城市里扎根。
亚洲正在经历着人口大迁徙。西方人无法想象亚洲超大型城市（megacities）的规模：在西方，再大的大都市也很少超过1000万居民，但在亚洲，巨无霸型的城市星罗棋布，并在广袤疆域上不断蔓延，未来某些大都市甚至将容纳超过6000万人口。而目前的问题在于，亚洲是否已经做好迎接城市人口爆炸的准备？是否确保能从这个趋势中获益？
亚洲城市人口增速之快，令人头晕目眩。据联合国估算，到2026年，45亿亚洲人当中将有一半以上居住在城市。其中有一部分人会涌入超大型城市——到2025年，世界上的超大型城市六成都在亚洲。尽管像东京、新德里、上海和达卡等大都市的扩张壮举令人叹为观止，但其实大多数亚洲人不会迁往这样的超大型城市。事实上，很多大城市目前正面临着人口缩减。
上海
实际上，亚洲城市化的主要推力来自农村人口向城市高速流动：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80%和印度尼西亚67%的城市人口增长都来自行政区划调整，过去的农村被划为城镇。从总体统计，亚洲城市每周要迎来将近100万新增人口，约占全球总增量的三分之二。
在大部分情况下，亚洲城市的迅速扩张有利于城市居民。许多较大的城市正在变得越来越富裕，逐步巩固了它们作为世界经济新重心的地位。除了某些特例之外，大多数亚洲城市居民的整体生活质量得到了改善。
东京
但尽管如此，亚洲城市化仍然呈现出多种多样、不均衡的趋势，城市无序扩张、交通拥堵、失业、贫民窟等问题都涌现出来，阻碍城市化进程。大量的贫困以及集中化的劣势依然存在，为亚洲释放潜力戴上了沉重的枷锁。亚洲只有正视人口结构、社会和环境等方面的挑战，才能提前为未来的城市扩张及早做准备预案，防止落入“后视镜陷阱”。
当然，亚洲各大城市之间也存在明显差异。中国、日本等国家早已积累了必要的财富和容纳能力，推出较完备的基础设施、住房、公共事业和服务等配套措施，以应对未来五十年加速城市化进程。但并非一切都如此完美。许多中国城市临近人口增长峰值，而很多日本城市人口已经停止增长，甚至有许多还出现了人口负增长。尽管中日两国的城市人口较为富裕，但他们仍然面临污染、水资源短缺、酷暑、城市服务不足、社区隔离及老龄化危机等挑战。
南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城市人口总量超过25亿，这个数字甚至比中国总人口数还要高。到2050年，印度的城市人口会激增到4.16亿（届时中国新增城市人口数量为2.55亿）。而新增城市人口最多的地方将是印尼、菲律宾、泰国和越南等国的二线城市。南亚和东南亚这两个拥有大量年轻人口的地区将掀起亚洲下一轮增长浪潮。但是尽管它们的基础设施相对完善，未来也将陆续推出大规模投资计划，但社会及环境问题风险仍然在不断累积酝酿。
首尔
那么，在如此多元化的亚洲城市当中，究竟哪些为未来的准备更加充分呢? 我们根据地理位置、人口规模和人均财富这几个因素将东亚、中亚、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部分城市进行集合分类，然后与它们现有的脆弱性和技术适应能力排名进行交叉比较。城市脆弱性是一项衡量城市在累积性气候变化及拟人化风险下的暴露程度的综合指数；而城市技术适应能力与其数字、实体和社会经济资产的质量及覆盖率相关。在我们的名单中排名靠前的城市更加灵活，为未来准备得更充分。
无论对城市主管部门、企业还是民间团体来说，建立城市灵活度的衡量指标都至关重要，因为它有助于预测及应对由技术变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可以肯定的是，亚洲城市将在不远的未来逐步实现劳动力自动化，工厂等传统就业大户的人工岗位即将被取代。而这些问题会随着农村地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迅速自动化而激化。
要维持高就业率、继续提升工资水平，向以数字互联互通为基础的城市服务经济转型至关重要，另一方面还需习得适应未来数字经济的新技能。亚洲城市也需要应对来自各方的压力，例如人口过多、不平等现象、保障缺失、环境问题等等，这些都是衡量城市可持续性的关键指标。
雅加达
亚洲城市千万不要试图去掩盖那些看似与城市增长密不可分的外部性挑战，譬如经济适用房严重短缺、供水和卫生设备不足、空气污染加剧、热岛效应、极端天气等。
问题在于亚洲的城市是否有意愿、有能力在满足广大新增人口对基础设施的迫切需求的同时，通过利用新技术、减少碳排放达成一种平衡。更关键的是，它们能否迅速实现这种平衡？
意料之中的是，某些城市比其他城市为此做了更充分的准备。我们发现，中国的沿海发达城市例如上海、深圳和广州等，尽管十分富裕，仍然面临着系统性薄弱环节，包括水资源供应减少和海平面上升等。我们还发现，南亚的超大型城市例如卡拉奇、新德里、孟买、班加罗尔、海德拉巴、钦奈、加尔各答和达卡等，尽管正在成为主要的经济中心，但在利用数字革命的总体能力方面远远落后于其他大城市。
马尼拉
一些东南亚城市例如曼谷、吉隆坡、马尼拉和雅加达等，拥有较为良好的技术储备，但也面临着高于平均水平的脆弱性风险。按照地理位置对城市进行分组能够把握相近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概况，也有助于凸显地区内和地区间相互学习和解决问题的潜力。
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亚洲城市正在探索应对这些挑战的亚洲方案。以上海为例，该城市一直面临着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但它已展开雄心勃勃的计划，朝着生产清洁能源和推广电动汽车等目标进发。深圳正试图通过新的建筑法规、碳交易计划和推广电动汽车等途径，在城市规模和宜居性之间寻找平衡。广州因过度开发而饱受土地和水资源短缺之苦，如今已大幅减少占用肥沃耕地的新建筑规划；从2012年至2016年，广州的空气污染程度减少了42%。这三个城市和其他许多城市正得益于中国的新环保法规，有效遏制了空气、土地和水体受到的工业污染。
迪拜
南亚人口众多的超大型城市面临的挑战比中国更大，而且更严峻的是这里缺乏应对挑战所必需的基础设施、财政资源和政治意愿。作为巴基斯坦的商业中心，卡拉奇一个城市的生产总值约占该国GDP的三分之一，但数十年来由于政府疏于公用事业管理，固体垃圾和城市污水形成严重危机。巴基斯坦政府不久前才刚刚开始投资海水淡化和供水工程，以及建设综合性公共交通系统以缓解城市拥堵。
印度的超大型城市也因糟糕的城市规划和破旧的基础设施（包括排水系统不足）而饱受诟病。孟买最近出台了新的分区法，增加保障性住房的储量；而雾霾水平屡创新高的新德里正在增设公共交通并减少柴油车。新德里和金奈都存在严重的水资源短缺问题，目前金奈正通过新的水资源循环利用工程来解决这一问题。
印度的科技中心班加罗尔和海德拉巴发展速度过于迅猛，建筑用地规划存在不合理现象，导致许多自然栖息地和植被遭到破坏。如果不对基础供水、卫生、公共交通和分布式住房进行大规模投资，这些印度科技行业的新引擎将会熄火。
东南亚城市虽然正在迅速增长，但却没有相应增加投资来适应新的变化。马尼拉采取的方法是利用可持续建筑规范和物联网技术，推动“新克拉克城”（New Clark City）等前国防和工业设施的快速改造。
由于过度抽取地下水，曼谷每年以3厘米的速度下沉，因此城市地基受到海平面上升（这也是雅加达面临的严峻挑战）和不定期水患的威胁。雅加达正在投资修建海堤阻隔不断上涨的潮水，而曼谷则在努力改造陈旧的水利基础设施，以提高效率和节约用水。
曼谷
纵览亚洲各大城市的现状，我们能从中发现一些残酷的事实，并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
首先，尽管存在诸多关乎存亡的重大风险，亚洲居民并没有放弃城市化。这意味着国家、地方和市政当局需要根据人口现状制定长期规划——赋予城市制定未来规划所必需的自主权和自由裁量权。
其次，亚洲城市需要优先和着重考虑生态问题，才能抵御自然环境的极端变化，为易受其影响的人群提供保护。这需要确保新的项目得到公共和私人资源的支持，并建立更严格的规范措施来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的可持续性。
再次，亚洲城市在发展进程中需要采用更智能的技术。目前，绿色建筑材料、3D打印施工方案、环境传感器网络、综合性公交系统和可再生能源等技术，都在不断降低成本。
这对我们来说绝对是个好消息，它意味着即便未来城市集群的规模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可持续的城市创新也并非不可能实现。
Robert Muggah是巴西智库伊加拉佩研究所和加拿大SecDev基金会联合创始人
Parag Khanna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高级研究员
面向未来准备最充分的十个亚洲城市
我们的星球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城市化迈进，社会、经济及气候等方面的巨大压力随之而来。如果说城市化的可持续性是21世纪最重要的挑战之一，那么亚洲就是决定人类能否成功的起点。亚洲城市人口尚不足其人口总数的一半，而相比之下，有82%的美国人和74%的欧洲人都早已在城市里扎根。
亚洲正在经历着人口大迁徙。西方人无法想象亚洲超大型城市（megacities）的规模：在西方，再大的大都市也很少超过1000万居民，但在亚洲，巨无霸型的城市星罗棋布，并在广袤疆域上不断蔓延，未来某些大都市甚至将容纳超过6000万人口。而目前的问题在于，亚洲是否已经做好迎接城市人口爆炸的准备？是否确保能从这个趋势中获益？
亚洲城市人口增速之快，令人头晕目眩。据联合国估算，到2026年，45亿亚洲人当中将有一半以上居住在城市。其中有一部分人会涌入超大型城市——到2025年，世界上的超大型城市六成都在亚洲。尽管像东京、新德里、上海和达卡等大都市的扩张壮举令人叹为观止，但其实大多数亚洲人不会迁往这样的超大型城市。事实上，很多大城市目前正面临着人口缩减。
上海
实际上，亚洲城市化的主要推力来自农村人口向城市高速流动：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80%和印度尼西亚67%的城市人口增长都来自行政区划调整，过去的农村被划为城镇。从总体统计，亚洲城市每周要迎来将近100万新增人口，约占全球总增量的三分之二。
在大部分情况下，亚洲城市的迅速扩张有利于城市居民。许多较大的城市正在变得越来越富裕，逐步巩固了它们作为世界经济新重心的地位。除了某些特例之外，大多数亚洲城市居民的整体生活质量得到了改善。
东京
但尽管如此，亚洲城市化仍然呈现出多种多样、不均衡的趋势，城市无序扩张、交通拥堵、失业、贫民窟等问题都涌现出来，阻碍城市化进程。大量的贫困以及集中化的劣势依然存在，为亚洲释放潜力戴上了沉重的枷锁。亚洲只有正视人口结构、社会和环境等方面的挑战，才能提前为未来的城市扩张及早做准备预案，防止落入“后视镜陷阱”。
当然，亚洲各大城市之间也存在明显差异。中国、日本等国家早已积累了必要的财富和容纳能力，推出较完备的基础设施、住房、公共事业和服务等配套措施，以应对未来五十年加速城市化进程。但并非一切都如此完美。许多中国城市临近人口增长峰值，而很多日本城市人口已经停止增长，甚至有许多还出现了人口负增长。尽管中日两国的城市人口较为富裕，但他们仍然面临污染、水资源短缺、酷暑、城市服务不足、社区隔离及老龄化危机等挑战。
南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城市人口总量超过25亿，这个数字甚至比中国总人口数还要高。到2050年，印度的城市人口会激增到4.16亿（届时中国新增城市人口数量为2.55亿）。而新增城市人口最多的地方将是印尼、菲律宾、泰国和越南等国的二线城市。南亚和东南亚这两个拥有大量年轻人口的地区将掀起亚洲下一轮增长浪潮。但是尽管它们的基础设施相对完善，未来也将陆续推出大规模投资计划，但社会及环境问题风险仍然在不断累积酝酿。
首尔
那么，在如此多元化的亚洲城市当中，究竟哪些为未来的准备更加充分呢? 我们根据地理位置、人口规模和人均财富这几个因素将东亚、中亚、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部分城市进行集合分类，然后与它们现有的脆弱性和技术适应能力排名进行交叉比较。城市脆弱性是一项衡量城市在累积性气候变化及拟人化风险下的暴露程度的综合指数；而城市技术适应能力与其数字、实体和社会经济资产的质量及覆盖率相关。在我们的名单中排名靠前的城市更加灵活，为未来准备得更充分。
无论对城市主管部门、企业还是民间团体来说，建立城市灵活度的衡量指标都至关重要，因为它有助于预测及应对由技术变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可以肯定的是，亚洲城市将在不远的未来逐步实现劳动力自动化，工厂等传统就业大户的人工岗位即将被取代。而这些问题会随着农村地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迅速自动化而激化。
要维持高就业率、继续提升工资水平，向以数字互联互通为基础的城市服务经济转型至关重要，另一方面还需习得适应未来数字经济的新技能。亚洲城市也需要应对来自各方的压力，例如人口过多、不平等现象、保障缺失、环境问题等等，这些都是衡量城市可持续性的关键指标。
雅加达
亚洲城市千万不要试图去掩盖那些看似与城市增长密不可分的外部性挑战，譬如经济适用房严重短缺、供水和卫生设备不足、空气污染加剧、热岛效应、极端天气等。
问题在于亚洲的城市是否有意愿、有能力在满足广大新增人口对基础设施的迫切需求的同时，通过利用新技术、减少碳排放达成一种平衡。更关键的是，它们能否迅速实现这种平衡？
意料之中的是，某些城市比其他城市为此做了更充分的准备。我们发现，中国的沿海发达城市例如上海、深圳和广州等，尽管十分富裕，仍然面临着系统性薄弱环节，包括水资源供应减少和海平面上升等。我们还发现，南亚的超大型城市例如卡拉奇、新德里、孟买、班加罗尔、海德拉巴、钦奈、加尔各答和达卡等，尽管正在成为主要的经济中心，但在利用数字革命的总体能力方面远远落后于其他大城市。
马尼拉
一些东南亚城市例如曼谷、吉隆坡、马尼拉和雅加达等，拥有较为良好的技术储备，但也面临着高于平均水平的脆弱性风险。按照地理位置对城市进行分组能够把握相近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概况，也有助于凸显地区内和地区间相互学习和解决问题的潜力。
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亚洲城市正在探索应对这些挑战的亚洲方案。以上海为例，该城市一直面临着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但它已展开雄心勃勃的计划，朝着生产清洁能源和推广电动汽车等目标进发。深圳正试图通过新的建筑法规、碳交易计划和推广电动汽车等途径，在城市规模和宜居性之间寻找平衡。广州因过度开发而饱受土地和水资源短缺之苦，如今已大幅减少占用肥沃耕地的新建筑规划；从2012年至2016年，广州的空气污染程度减少了42%。这三个城市和其他许多城市正得益于中国的新环保法规，有效遏制了空气、土地和水体受到的工业污染。
迪拜
南亚人口众多的超大型城市面临的挑战比中国更大，而且更严峻的是这里缺乏应对挑战所必需的基础设施、财政资源和政治意愿。作为巴基斯坦的商业中心，卡拉奇一个城市的生产总值约占该国GDP的三分之一，但数十年来由于政府疏于公用事业管理，固体垃圾和城市污水形成严重危机。巴基斯坦政府不久前才刚刚开始投资海水淡化和供水工程，以及建设综合性公共交通系统以缓解城市拥堵。
印度的超大型城市也因糟糕的城市规划和破旧的基础设施（包括排水系统不足）而饱受诟病。孟买最近出台了新的分区法，增加保障性住房的储量；而雾霾水平屡创新高的新德里正在增设公共交通并减少柴油车。新德里和金奈都存在严重的水资源短缺问题，目前金奈正通过新的水资源循环利用工程来解决这一问题。
印度的科技中心班加罗尔和海德拉巴发展速度过于迅猛，建筑用地规划存在不合理现象，导致许多自然栖息地和植被遭到破坏。如果不对基础供水、卫生、公共交通和分布式住房进行大规模投资，这些印度科技行业的新引擎将会熄火。
东南亚城市虽然正在迅速增长，但却没有相应增加投资来适应新的变化。马尼拉采取的方法是利用可持续建筑规范和物联网技术，推动“新克拉克城”（New Clark City）等前国防和工业设施的快速改造。
由于过度抽取地下水，曼谷每年以3厘米的速度下沉，因此城市地基受到海平面上升（这也是雅加达面临的严峻挑战）和不定期水患的威胁。雅加达正在投资修建海堤阻隔不断上涨的潮水，而曼谷则在努力改造陈旧的水利基础设施，以提高效率和节约用水。
曼谷
纵览亚洲各大城市的现状，我们能从中发现一些残酷的事实，并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
首先，尽管存在诸多关乎存亡的重大风险，亚洲居民并没有放弃城市化。这意味着国家、地方和市政当局需要根据人口现状制定长期规划——赋予城市制定未来规划所必需的自主权和自由裁量权。
其次，亚洲城市需要优先和着重考虑生态问题，才能抵御自然环境的极端变化，为易受其影响的人群提供保护。这需要确保新的项目得到公共和私人资源的支持，并建立更严格的规范措施来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的可持续性。
再次，亚洲城市在发展进程中需要采用更智能的技术。目前，绿色建筑材料、3D打印施工方案、环境传感器网络、综合性公交系统和可再生能源等技术，都在不断降低成本。
这对我们来说绝对是个好消息，它意味着即便未来城市集群的规模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可持续的城市创新也并非不可能实现。
Robert Muggah是巴西智库伊加拉佩研究所和加拿大SecDev基金会联合创始人
Parag Khanna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