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文革”以前，在橫跨天全、蘆山、寶興三縣交界的靈鷲山區，靑衣江上游有一處茶鄉，建于50年代初，曾是“四川省地方國營苗溪茶場”所在地。還記得前些年的一個暑假，我借回國問學之機，特意驅車前往那里，尋訪胡風在四川落難歲月的歷史遺存。那里的大山深處，雖峰巒叠嶂，但雨量充沛，氣候溫和，且常年雲霧繚繞，確實適宜茶樹生長髮育，因而出産的茶葉也確實不錯，喝起來的味道可與四川蒙頂山的“霧茶”比美。
當年與那里的老鄉們聊天，他們説起，由於經濟改革，社會發展，都向往安逸的都市生活，因爲山區太貧窮，娃娃們大多都出去找錢，就連那些看守監獄的干警也留不住，不斷走人，於是從十幾年前開始，也爲了穩定干警隊伍的人心，“苗溪茶場”便陸續往成都近郊的龍泉山搬遷，如今的苗溪茶場已徹底歸于沉寂，昔日的景觀不在。被世人遺忘的十餘年間，那里的茶園荒蕪，房捨破舊不堪，野獸出沒，已幾乎沒有人煙，最後一條通往苗溪茶場的小徑也被瘋長的野草淹沒，猶如最後一扇門被緊閉，一個時代的秘密被永遠關在里面，再也無人知曉。
近年來聽説，那片荒蕪已久的茶場開始有了“人間煙火”，部分山坡由一家商號租賃承包，以生産私人定制的高山有機茶爲業，對外稱作“苗溪私茶莊園”，成爲“苗溪茶場”歷史沿革的續篇，但與本文叙事無關，故從略。還是言歸正傳。（下圖：“苗溪茶場”人去樓空的破敗景觀）
如今讀者或許已很難想象，昔日的“茶場”，“監獄”，“胡風”這三個不搭界的詞竟然能延伸出一番共和國悲情歷史的交集。其實這個“茶場”是一處省級勞改農場，正式的名字是“四川省川西監獄”，據説當年還有個稱謂，叫做631信箱，已無從考證，始建于1953年，前身是四川省苗溪勞改支隊，1989年陞格爲四川省勞改總隊，1996年更名爲四川省川西監獄。
“苗溪農場”是原川西監獄的對外別稱，過去歸成都新南門路口的四川省勞改局管理。
1954年，一起震驚中外的文壇奇冤大案“胡風反革命集團”發生了，胡風作爲一名文學期刋編輯，因整理了一份《關於建國以來文藝實踐情况報吿》即“三十萬言書”而被捕入獄，牽連了2100余人。胡風先被秘密關押在秦城監獄10年，並于1965年11月26日宣佈被判有期徒刑14年，同年12月押出秦城監獄，在次年春節後送往“苗溪農場”，即四川省川西監獄，後于1967年11月押往成都，改判無期徒刑，胡風再度入獄，後被關押在寧夏街成都監獄。1970年元月，張國華，梁興初主政的四川省革委會再以“寫反動詩詞”罪名，加判胡風無期徒刑，不準上訴，又被轉至四川省大竹縣第三監獄服刑，直至文革結束後的1978年才出獄。
從“文革”前一年底開始，胡風與夫人梅志從秦城監獄出獄，過了一個春節，但不久二人又被押送至四川成都西部的雅安地區蘆山縣苗溪勞改農場監護勞動。
（未完待續） (接0706) “文革”結束後，在胡耀邦的主持下，1980年爲胡風平反，隨後因受胡風冤案株連的2100多人，主要是文化人和知識分子也相繼得以昭雪。1986年和1988年，中共中央又二次爲胡風平反。法院裁定，關於他的一切罪行，證據不足，予以撤銷。他的一生經歷過1978年、1986年和1988年的三次“平反”，應是當代中國文壇的第一冤案受害人。後兩次平反時，胡風已去世，沒有看到“包靑天”爲自己主持正義的場景。他病逝于1985年。（右圖：1966年3月胡風與梅志在成都南郊公園，之後即被押送“苗溪茶場”。）
往事不堪回首。1955年5月18日，時任《人民文學》編委、中國作協主席團成員的胡風，與夫人梅志同時被公安部逮捕，並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4年。在此前的1954年7月，胡風曾向上面遞交了一份30萬字的《關於幾年來文藝實踐情况的報吿》的長篇報吿書，在這份報吿書中他指出1949年以來，少數文化官員迫使作家深入工農兵生活，寫作前要先學馬列主義，必須用民族形式，歌頌光明。他認爲這樣的文學作品是片面的。如今看來，只因講了幾句眞話，供領導參考，何罪之有？
當年《人民日報》報道，僅僅文學藝術界站出來帶頭批判胡風的就有周揚、郭沫若、茅盾、舒蕪、林默涵、何其芳等一大批文化人，除此之外，還有無數的吿密者落井下石，憤怒聲討胡風，最後吿密者也被關進監獄，那是一個典型的互害個案，人人自危，觸目驚心。從1955年6月開始，全國展開了揭露、批判、清查“胡風反黨集團”的運動，受到牽連者達2100人。如今，胡風的悲情人生故事給當代歷史留下了太多的思考。從1954年算起，到1978年，沉冤24載。1988年6月，黨中央第三次爲胡風平反，才算得到徹底昭雪。其實胡風只不過是一介書生，他的一生與文學藝術相伴，民國時期是魯迅的“粉絲”。他的“三觀”里雖然沒有太多的紅色信仰，但卻曾滿懷期望新生政權能給民族帶來福祉。他生活了83載，其中24年，即將近一個世紀的1/4時間是在牢獄中度過的。胡風于1985年6月逝世。（上圖：1936年10月19日魯迅去世，胡風參加爲魯迅抬棺送葬。）
1954年7月，胡風作爲《人民文學》編委，向領導提交了“三十萬言書”，本出自善意建言，期待改良，但沒有想到的是，幾個月之後，從1955年2月開始，在全國展開了對“胡風思想”的大規模批判。同年4月，將胡風等人定性爲“反黨集團”。同年5月16日，胡風被捕。5月31日《人民日報》刋登通欄標題文章《堅決徹底粉碎胡風反革命集團》。從1955年2月12日到5月31日，更準確地説到5月16日胡風被捕之日，兩者之間相隔108天，或93天，胡風便從一介書生陞格爲全國知名的“反革命分子”。
時隔24年之後，1980年9月，中共中央決定撤銷“胡風反革命集團案”，做出審查結論，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件是一件錯案。1986年1月，再次通過了對死者的評價，公開撤銷了強加于胡風政治歷史問題方面的不實之詞。1988年6月，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關於爲胡風同志進一步平反的補充通知》，進一步澄清了這一歷史冤案，爲胡風的文藝問題與文藝活動問題徹底平了反，撤銷加在胡風身上的個人主義、唯心主義、宗派主義等一大堆罪名。從1980年9月到1988年6月，前後爲胡風三次平反，歷時整整7年9個月。如果從1955年胡風被捕到1988年胡風徹底平反，歷時共33年，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胡風在平反後，擔任第五屆、第六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國文聯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作家協會顧問、中國藝術硏究院顧問。
如今已解密的史料記載，絶大部分受株連的“胡風分子”與胡風本人素昧平生，少數或曾有過一次見面，有過一次交談，有過一次文學通信，或曾聽過胡風的文學講課等等交集，皆可成爲罪名。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當年在胡風家鄉，即湖北蘄春縣，曾將全縣的所有語文敎師都停職反省一年，只因胡風曾回家鄉作過一次文學創作報吿，要他們交代和胡風的關係，實際上，除了胡風的侄兒張恩，他們無一與胡風相識。上述“復查報吿”中説涉及2100余“胡風分子”，其實何止此數，殃及每個家庭，受株連的成千上萬。那個年代一切服從“政治需要”，可與延安時期王明主持整肅紅軍中的“托派”，大開殺戒有一比，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上圖：終于獲得平反後的胡風攝于1982年）
悠悠往事，文壇佳話
1966年夏天，四川公安廳某負責人找胡風叫他寫揭發文藝界一位領導人等問題的材料時，他除了寫了一篇應景式的思想彙報外，還通過梅志的回憶説了他的心聲：“不管報上説得怎樣嚇人，我應該有我自己的看法，決不違心地説別人的壞話或好話，是怎樣就怎樣説。”胡風在獄中始終不承認犯有反革命罪行，因爲他自己始終找不出有那方面的事實。由此可見，“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這句名言，胡風做到了。
除了梅志外，還有許許多多的胡風所認識或不認識的人在不斷地關心並同情胡風的命運。其中如他的老友、古典文學家聶紺弩及其夫人周穎，更是幾十年如一日地在他倆力所能及的範圍內通過各種方式給予胡風夫婦以精神上的支持和慰藉。（上圖：胡風與聶紺弩在孤絶中的唱和）
在1955年5月25日召開的全國文聯主席團和作協主席團擴大會議上，美學家、文藝評論家和翻譯家呂熒毅然上台，力排衆議，認爲思想領域里的問題不等於政治問題，胡風不是反革命，當即遭到斥責圍攻被趕下講臺，不久後被隔離審查。這位特立獨行的勇士，終于在1969年3月5日，于凍餓中含冤逝世，但他的膽識和智慧將永遠留在人間。
胡風出獄後，他的一些歷經劫難而幸存下來的難友們，先後與他重逢，祝賀他的新生。在胡風生命之火熄滅前不久，作家路翎託人捎給胡風一個沙丁魚罐頭，因爲路翎知道胡風最愛吃沙丁魚。這罐沙丁魚濃縮了一位“胡風分子”，才華橫溢的作家對胡風老人深深的敬重、愛戴和感激之情。（右圖：1985年胡風遺體吿別後，梅志（右二）在兒媳攙扶下走出吿別室。）
感謝李輝先生所著《胡風集團冤案始末》，幫我解開了存在我心中的那個歷時久遠的疑問，李輝的良知、社會責任感和職業敏感，使他自覺地、勇敢地擔任起這個當時來説還充滿荆棘而又不易討好的寫作任務。此後，他在另一篇文章中還説：“我沒有覺得對胡風的認識和思考可以結束。歷史不會窮盡，對歷史人物的認識和思考同樣不會窮盡。”對此，我深表贊同。胡風一生歷經坎坷，始終堅持做人的根本原則：正直與眞誠。一位經歷過“文革”浩劫的老幹部曾説：“做人就應該像胡風這樣。”這是一個很高的評價。一個政治開明，法制健全的社會是保障公民人身安全，彰顯人格風采的根本前提。惟願胡風一生做人的榜樣和他的人格魅力永遠閃爍在我們心中。
胡風，原名張光人，是現代的文學翻譯家，文藝理論詩人。1929年到日本留學，1933年因在日本組織抗日文化社團，觸怒了當時日本統治者，被從日本驅逐回中國。回國後與魯迅等文人交往甚多。1935年，參與編輯文學雜誌《海燕》。抗日戰爭爆發以後，扶持文學新人，對現代文學史上的“七月”流派的形成和發展做了重要的貢獻。後來多次輾轉到漢口、重慶、香港等多個地方從事抗戰文藝宣傳活動。（上圖：左三胡風，左四艾靑，左五巴金）
沒有梅志，就沒有胡風
胡風失去自由長達20多年。他的身軀雖然與世隔絶，但他的思想在可能條件下有時候仍在詩的海洋里翱翔。如在獄中他長期默默吟誦自己在心中譜寫的一組“懷春曲”，借以舒緩胸中鬱悶的塊壘，並表達對親人和故友的懷念。這里尤其値得提到的是胡風夫人、作家梅志。如果沒有她的存在和關懷，胡風在飽受長期的牢獄之災，經受種種肉體，特別是精神上的折磨和凌辱後，能否活着走出牢門是個大問號。
梅志本人在胡風被捕後隨即被關入牢中。此後，她度過了“囚犯”（被錯判爲“胡風集團骨幹分子”）、“半囚犯”（刑滿釋放留在勞改茶場勞動）和“伴囚”（奉命在獄中照料胡風的生活）長達18年9個月的與胡風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受盡煎熬的生涯。她身體瘦弱，但意志堅強，思想敏捷，又比胡風懂得一點人情世故。由於她的關心和機敏，有幾次，胡風在獄中才免于同死神碰面，還少受了一些痛苦和凌辱。
另外，有幾次，梅志爲了胡風好，善意地勸他不要寫一些“不合時宜”的交代材料或思想彙報，因而受到胡風的誤解和斥責。對此，梅志只好把苦澀的眼淚往自己肚子里流。其實，梅志很瞭解胡風的爲人和秉性，她深知胡風有時想問題比她自己想得深遠，胡風的內心苦悶和怨恨絲毫不比她自己少。但胡風還是胡風，你雖然是胡風夫人，有時也改變不了他那心胸坦蕩、正直倔強的性格，以及他那置個人安危生死于度外，一貫追求眞理的執着勁頭。
梅志1914年出生在江西南昌。1932年在上海加入左聯，從事宣傳工作，後與胡風相識，結爲伉儷。1955年5月，因“胡風反革命集團案：，與胡風同時被捕入獄。在獄中，梅志堅信丈夫無罪，在殘酷的審訊和接近崩潰的精神折磨中，咬緊牙關活了下來。後于獄中照顧精神失常的胡風多年，歷盡磨難，不離不棄。1979年1月，二人被釋放出獄。1988年，“胡風案”獲得徹底平反。隨後，梅志拿起了手中的筆，撰寫了大量文稿，追憶和重塑了作家胡風的形象。很多人把梅志比作俄羅斯十二月黨人的妻子：美麗、堅韌而勇敢。這讓我想起了一個性別相反的動人故事，那就是當年丁玲被打成“右派”，發配北大荒，從延安時代就崇拜丁玲的陳明，追隨她一道去了那冰天雪地的荒蕪之地，伴隨了丁玲的後半生，並在其去世後，爲其整理出版書稿，這就是現代中國文人的童話，顯得尤爲凄美
梅志是在寓言、童話創作方面具有影響的作家。1932年，她到上海讀培明女中。因家境貧困，她一面上學一面當家庭敎師，半工半讀完成學業。在校期間，她讀了許多進步文學作品，畢業後加入“左聯”。後來她在爲搭救一位被關押的進步靑年募捐時結識了胡風，他們從相識到相愛，最後結爲伉儷。抗戰後，她協助胡風創辦《七月》雜誌。後來隨戰事發展，他們先後轉移到武漢、重慶繼續出版，直到1941年9月因戰事嚴峻被迫停刋。此後他們又創辦了文學雜誌《希望》。梅志在這一時期忙里偷閑搞創作，寓言、神話、童話、小説她都寫。《小面人求仙記》《中元夜》《香煙的故事》《張天師和水鬼》《受傷之夜》等都是這一時期的作品。全國解放初期的一兩年里，她的創作頗豐。可是，正値她的創作開始進入旺盛時期，巨大的災難來臨了。（下圖：1948年胡風與梅志全家福。）
1955年5月胡風被捕，梅志也被押走。她上有八旬老母，下有八歲幼子，竟不讓給他們做些必要的生活安排就被押走了。一去六年，那又是怎樣撕心裂肺的日子！1961年2月，她的老母親與世長辭，這才放她出來料理喪事。喪母之痛，以及一去六載杳無音信的胡風都在揪着她的心。她到公安部詢問胡風的下落，回答只有三個字：“他很好。”再問能否給捎東西，回答還是三個字：“沒必要。”她面臨的一切是那樣的渺茫，大兒子在外地上學，女兒在農場勞動，家里只有上小學的小兒子和她相依爲命，但她不能在孩子面前流露半點痛苦。曾有一位文學界的老友冒險看望梅志，他手里拿個鋁制飯盒，里邊放着紮針用的鋼針，他吿訴她：“如果有人進來，你就説我是替你紮針的大夫。”老友相會，還不得不用地下工作的聯絡辦法。經過不斷奔走、要求，直到1965年夏天，公安部終于答應她探監。一別10年，他們終于見面了。
胡風身上壓着“胡風反革命集團首領”的罪名，像一座無形的大山壓了10年，卻沒有把他壓垮，這其中不無緣由。文革風暴席捲全國，人人自危，許多夫妻反目成仇、互相揭發，但是胡風和梅志沒有。許多家庭妻離子散，分崩離析，但是胡家沒有。胡風抱着梅志嚎啕大哭，不停地自責自己拖累了一家老小，梅志不斷地安慰丈夫：“我們是夫妻，夫妻間還用談什么連累不連累嗎？不要害怕，不要難過，我會一直陪着你。”
1955年胡風被捕入獄，時年53歲。胡風性格剛烈，寧折不彎。在秦城監獄關押的10年里，他被提審過幾百次，還沒完沒了地讓他寫交代材料，這樣的精神折磨他簡直無法忍受，曾爲此絶食抗爭，想一死了之。然而，他記起被捕前幾天和梅志共同立下的誓言：“要咬緊牙關，忍受一切已來的和將要來的打擊，絶不走自毀的道路。”他堅定下來了，他不能背叛自己心愛的人，堅信她在期待他活着回家。他被關押10年之後才正式被判14年徒刑，剩下的4年監外執行。回到家里的第一個晩上，他和梅志的談話中有一段話最能説明梅志對於他是何等重要。他説：“你知道多年來我有一種想法嗎？萬一……你有權利選擇自己的生活道路，那時我就想，出來後，只向你討5元錢，去到天津塘沽。那汪洋大海就是我的歸宿！”這發自感情深層的心聲，道出了沒有梅志就沒有胡風的眞情，梅志是胡風的精神支柱，這就是胡風活下來的重要緣由。
胡風1929年在日本求學時就加入了日本共産黨，參加反戰抗日運動，出版宣傳抗日的油印刋物《新典文化》，爲此他被日本當局驅逐回國。後來他在上海參加“左聯”，跟隨魯迅先生從事革命文化活動。1949年後，他竟然成了反革命。他無法想通，也不能接受。判他14年，他在彙報材料上寫下“心安理不得”5個大字，表示不服。1970年他被改判無期徒刑，又被關進四川省大竹縣第三監獄服刑。不到5年時間，他就從里到外改變了模樣。原本挺直的腰桿佝僂了，一雙閃閃發光的眼睛像熄滅的燈火，灰暗無光，他蓬頭垢面，衣衫襤褸。
當梅志到監獄與胡風相見時，她禁不住失聲痛哭。然而此時她所見到的只是胡風肉體被摧殘的表象。當她和胡風獨處的時候，她的痛苦又加了一層恐懼：她發現他已是語無倫次，思維不清了，他神情麻木，不叫不動，有時叫他也不動。她明白地意識到他的精神崩潰了。她抑制着恐懼與悲痛，幫助他洗頭，給他換衣服。不管別人怎樣認爲，她是最瞭解他的，他不是反革命，她決心儘自己的全力保護他，照料他，恢復過去的胡風。爲了實現這個心願，梅志毅然要求留在獄中照料胡風。從此她過上了鐵窗之內、人群之外的編外犯人的生活。
可是要修復一個人精神上的創傷談何容易！胡風已被大獄生活規範得服服帖帖，他不敢吃，不敢睡。他見到監獄管理人員立即站起來雙手下垂，擺出一副聽訓的姿勢。頭一天梅志就碰上了難題。她給胡風做了一碗鷄蛋面，説什么他都不敢吃，他説：“這不是我吃的東西，將來會斗我的。”直到梅志生氣了，吿訴他：“你大膽吃吧，要斗你我擔着。”他才敢吃。恐懼的陰影籠罩着他的全身。
到了晩上，胡風不敢上床睡，説是怕幹部叫他來不及，後來説服他上床睡了，卻不敢脫衣服，睡到半夜又突然驚醒往床下跳。梅志按住他，見他渾身打戰，嘴巴歪斜，兩眼發直。梅志把他攬在懷里，使他慢慢地安靜下來。爲了使胡風從恐懼中擺脫出來，梅志常常和他一起回顧他們共同奮鬥過的歲月，和他一道緬懷故舊老友，給他講安徒生童話，背誦他喜愛的古典詩詞。胡風的精神狀態極不穩定，時好時壞。每逢看到他犯病，出言不遜，大打出手時，梅志感到揪心的難受，但也更堅定她“恢復往日胡風”的決心。（上圖：平反昭雪後，1980年12月30日在北醫三院，胡風與梅志合影）
此後5年，她就這樣和半瘋半癲的胡風在獄中朝夕相伴。1979年出獄的時候，胡風除了身體孱弱之外，精神完全正常。胡風在獲得自由後的短短幾年里，寫出了20多萬字的作品，出版了《胡風晩年作品選》和《〈石頭記〉交響曲》，還爲30年代文學界的“兩個口號”之爭寫下了10多萬字的記述，爲充實中國現代文學史料，貢獻了他最後的力量。他得筆下，沒有一點個人恩怨，有的只是一篇歷史的證言。一場悲劇落幕了，這不是個人的，而是時代的歷史悲劇。
有梅志的悉心照料，胡風最終沒有被壓垮。那么又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梅志呢？向她提出了這個問題，她的回答倒也乾脆，就是一個“忍”字。她所以要“忍”，是爲了最終除去那莫須有的罪名。在我的心目中，梅志是一位美麗而又高尙，知性而有達觀的現代中國知識女性。行筆于此，我不由地想起了冰心老人説過的一句話：“世界上若沒有女人，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眞’，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我深以爲感。
從1967年到1978年，胡風與梅志在四川被秘密關押，度過了近12年的牢獄之災，最後大難不死，終于挺過來了，等到了徹底平反昭雪的那一天。他們的美麗愛情故事實在凄美，當年胡風在牢獄中已經精神失常，是愛妻梅志給了他活下去的希望，猶如杜鵑啼血，猶如往事微痕，留存在當代歷史的篇章里，惟願那些悲情故事不再發生。作爲“文革”浩劫後的第一批77級學子，一名文學愛好者，謹此引用胡風寫給梅志的一首詩，作爲本文的結尾：
在周圍冰凍的日子
我們在這條路上走過
但我們的心正在開花
生命的花
在反抗者中間
我們的生命
像一團火溶着雪
溶着冰
流着淚也唱着歌
在天昏地暗的日子
我們在這條路上走過
在受難者中間
我們的心在滴血
滴在荆棘上
滴在塵沙里
當我的血快滴干了
我吸進了你的血溫
我吸進了你的呼吸
我又長出了趕路的力氣——摘自胡風寫給夫人梅志的長詩《我等着你》
2019年4月7日修訂于加拿大溫哥華楓林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