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国防部9日宣布，土耳其军队已对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武装展开地面军事行动。土耳其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说，作为“和平之泉”行动的一部分，土耳其军队和“叙利亚国民军”已开始在叙利亚北部幼发拉底河以东地区发动地面进攻。
而在土耳其展开军事行动前夕，美国白宫6日曾表示，美军方对土耳其即将进入叙北部展开军事行动“不支持、不参与”，美军会撤出相关区域。
美国再次抛弃旧日伙伴，给了土耳其出兵的大好机会。然而，雄心勃勃的土耳其真正图谋的并不止是建立“安全区”。那么，埃尔多安想要什么、能做到多少呢？“开火”不难，要是“过火”，那就惨了。
文 |千里岩 编辑 |李雪 瞭望智库
10月9日，土耳其军队对叙利亚东北部的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发动了代号为“和平之泉”的军事行动。
（叙利亚边境小镇拉斯艾延遭轰炸）
据10日《中东报》网晚间报道，该军事行动仅进行了一天时间，就导致6万多叙利亚老百姓离开家园逃向南部地区，另外还有8名平民被打死。
当地许多基础设施被摧毁，靠近土耳其边界的叙利亚哈塞克省卡米什利市一座监狱遭到土军轰炸，监狱关押的囚犯中有一些来自外国的IS等恐怖分子。
1、为何选在此时越境开火？
库尔德分裂势力一直是土耳其政府的心头大患。
自从2011年反对派和巴沙尔政府为了国家的统治权大打出手、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土耳其已经是第三次大规模出兵打击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了。相比于2016年的“幼发拉底之盾”和2018年的“橄榄枝”行动，这次被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称为“和平喷泉”的行动声势更大。
此前，土耳其和美国在如何对待叙利亚库尔德武装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土方观点是，作为土耳其反政府组织库尔德工人党的叙利亚分支，“人民保卫军”理所当然是“恐怖组织”；而美方为打击“伊斯兰国”，曾花力气扶植“叙利亚民主军”，并多有合作。
2018年，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了“安全区”设想，试图在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与土耳其这两个美国盟友之间建立一片缓冲区。今年8月初，土美在叙利亚东北部设立“安全区”问题上达成一致，商定在土耳其境内设立联合行动中心、将“安全区”建成“和平走廊”。
土方要求，“安全区”西起幼发拉底河，东至伊拉克国界，纵深30至40公里，由土军控制；而美方提出，“安全区”纵深不超过32公里，由美土联合管理。虽然具体问题尚未谈妥，但是，这无疑给土耳其留下很大发挥空间。
9月5日，埃尔多安宣布要对叙利亚北部用兵后，白宫随即表示，美军会很快撤出土耳其将要攻打的区域，并且，“不支持、不参与”接下来的土耳其军事行动。
10月6日，特朗普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了电话。次日，特朗普宣布从叙利亚北部撤出美军，这是为了摆脱“荒谬的、无休止的战争”。叙利亚库尔德武装随即表示愤怒——美国此举是“背后捅刀”。9日，特朗普再发“推特”为自己的撤军决定辩护，称美国在中东花了8万亿美元，卷入中东战争是“史上最遭决定”。
美国“抛弃”了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相当于给土耳其打击叙利亚库尔德势力“开了绿灯”。雄心勃勃的埃尔多安自然不会放过实现目标的大好机会。
此外，前不久，在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的地方选举中，不管执政的正发党AKP怎么折腾，支持率都是一路走低，最后结结实实地丢掉了地方政权。国内政治压力给了埃尔多安提供了出兵的理由——表现自己的“土耳其利益强硬维护者”面目，提升正发党和埃尔多安本人的支持率。
按埃尔多安的说法，行动针对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军（YPG）”，目标是消除针对土耳其的恐怖威胁，建立一个安全区以安置叙利亚难民。
（埃尔多安发“推特”）
注：SDF与YPG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库尔德工人党武装“人民保卫军”（YPG）在原有6、7万人的基础上，加上招安的逊尼派地方武装，拼凑起来一个约10万人规模的“叙利亚民主军”（SDF）。其意在于强调自己的“民主联邦”属性，淡化库尔德色彩。
2、战场相逢，谁能取胜？
一年之前的阿夫林之战是一个不错的范例。我们先看土军。
作为北约第二大武装的土军，不管是从人员数量还是装备优势上来说，都对SDF或者YPG占有压倒性的优势。但是，从作战效能上来说，土军很难将自己的优势发挥至应有的水平。
当时，发起进攻的土军主力开始依靠装甲部队和自己扶持的仆从“自由军”轻敌冒进，结果被SDF利用地形多次伏击。
一旦遭遇伏击，土军的装甲部队和自由军之间就没了任何协同，最后只能各自吃亏。不过，在侧翼进攻的土军相对谨慎，一旦遭遇SDF坚固设防的支撑点就采取空地火力协同和大量使用重炮硬啃SDF的阵地。这种稳扎稳打、慢慢地挤压SDF的防线的战术，虽然进展不快但是颇为有效。
一年之后对SDF发动攻击，土军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吸取教训，避免过度依靠仆从军跟自己的装甲部队配合，而是突出发挥自己空中优势和装甲重炮的机械化部队优势。
再来看“叙利亚民主军”的情况。SDF的抵抗再顽强，终究很难跟土军正面相抗。
一方面，它起家于游击队，目前基本上也就是维持在营连小规模作战的水平上，很少出现旅级部队的大规模作战，仅凭这一点就决定了：在幼发拉底河东岸，无论是SDF还是YPG，都不存在在跟土军的正面相抗中取胜的可能。
SDF在山地勉强可以跟土军正面有攻有守，但是，一旦进入平原地区，根本不是土军装甲部队的对手。
另一方面，SDF虽然看起来在当地很得民心，以库尔德人为主体，吸引了不少逊尼派势力壮大自己。但是，在扩张的同时也给自己留下了隐患。
在中东，教派和民族的感召力从来不容小觑。作为核心力量的库尔德武装要想维持住SDF的局面，肯定会受到来自内外逊尼派势力的掣肘。在重压之下，SDF是否还能确保自己组织完整性和指挥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这个问题是存疑的。
在阿夫林之战中，SDF上层意见不够统一，究竟是战是走，游移不定，结果造成了战场上各分支各自为战，将主动权拱手让人，而逊尼派分支纷倒戈，由此造成了全面崩溃。
另外，装备差距同样不可忽视。尽管这几年美国给库尔德武装援助了大批武器，但是基本只限于单兵武器、反坦克导弹和便携式防空导弹等班组武器，装甲车和火炮等重型装备基本没有。
在跟ISIS武装作战中，SDF缴获了若干来自于叙利亚政府军的坦克装甲车辆和部分大口径火炮，但是由于总数过于稀少，尤其是在没有空中力量支持的情况下，这些武器的战场生存力也会成为问题。
因此，如果土耳其真的目的只是局限于此前埃尔多安所言建立15公里左右的“安全区”，在付出相当代价之后是可以办得到的。
3、土耳其的压力不仅在叙利亚
然而，埃尔多安想要的不止于此。按照之前美国-土耳其私下交易的结果，土军将和美军共同控制土叙边界沿线叙利亚方向5公里的地带。后来，土耳其甩开美国，单方面声称要15公里。
埃尔多安最新表态、要将土军直接控制区扩展至30公里，无异于“得寸进尺”，最终目的仍然是彻底消灭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再往里面深入就剩下沙漠不毛之地了，实际上等于把库尔德武装控制的核心区抹去大半。
一旦土耳其实现目标，叙利亚库尔德势力将被大大削弱，这样，可能在土耳其的下一次类似行动中被连根拔掉。走投无路的SDF有可能干脆去投奔巴沙尔。形势如此发展，此区域的美国势力相当于被扫地出门了。
正是出于此种考虑，在特朗普作出撤军声明后，共和党多位高层罕见地和民主党站在统一战线，批评此举“危险”“草率”，变相鼓励土耳其入侵。
面对铺天盖地的指责，特朗普10月8日在推特上警告土耳其：不要行动“过火”，不然美国将“彻底摧毁”土耳其经济！“我以前就这么干过！”
特朗普说话向来比较夸张，不过，如果土耳其此次行动超过美国的容忍范围，美国搞个制裁，或是从土军武器装备的大量零备件上“卡脖子”，难度不算大。
埃尔多安的压力不仅来自于美国。
首先，可能引发国内乱局。
此前，在美国的压力之下，SDF并没有真的放开手脚、拼死一搏。若是SDF真的走到穷途末路，一直无间断开展武装活动的土耳其国内库尔德工人党游击队自然深感“唇亡齿寒”，势必会加紧在土耳其国内的东南部各种袭扰活动。
其次，战争规模扩大，战果很难保持。
举个例子，“橄榄枝行动”结束后，土耳其将阿夫林并入安纳托利亚省，并实试图从文化、政治、经济和司法上“土耳其化”。
然而，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自由军内部派系众多且良莠不齐，占领阿夫林后，爆发了大规模抢劫事件。后来土耳其派出宪兵才制止了混乱。目前，阿夫林当地的警察由土耳其人充当。
考虑到未来战线漫长而地形复杂，土军如果不能在这一地区保持足够的兵力，只依靠仆从军，恐怕非常困难。即便实现控制，早晚也难逃被蚕食掉的结局。
要加大对国内库尔德地区的镇压力度和向叙利亚控制区驻军，无疑将给国家经济包袱加码。要知道，埃尔多安的政治基础就是过去执政时期让土耳其经济腾飞，现在，已经忍受了几年经济萧条之苦的土耳其民众对其不满日渐上升了。这种状况跟埃尔多安追求的效果截然相反。
还有一点很值得注意，9月，埃尔多安又一次在土耳其军中发起肃清，逮捕了一大批军人，由此可见，军内反对埃尔多安的势力仍然存在，将不可避免地严重影响土军作战能力。
埃尔多安这次派出统军的将领是否都是自己放心的？这一点非常重要。介于土军兵变的历史，如果将一支重兵委于异己之手，一旦战况不利而国内民怨沸腾，后果很严重。可是，如果真的把心腹将领都派出去了，看家的这些部队要是利用国内形势有了点想法，又该如何是好？
因此，对埃尔多安来说，最理智的打算就是“见好就收”——建立起“安全区”，尽量遣返原籍此地的难民，做到这两点就该知足了。否则，美国政府在自己国内的政治压力之下对再有所动作，土耳其国内的不满进一步上升，被打红眼的库尔德势力再来个里应外合，就得不偿失了。
越境攻打叙利亚，埃尔多安要重建奥斯曼帝国？媒体：他已经活得像个苏丹
10月13日，土耳其跨境打击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和平之泉”军事行动已进入第五天。
一名叙利亚男孩看着土耳其军用车驶入土叙边境小镇塔尔艾毕亚德（图/AFP）
国境线一侧，饱受八年内战之苦的叙利亚人民没有等来和平，却看见了来自土耳其的钢铁长龙缓缓碾过边境。另一侧，土耳其国防部正不断更新“被击毙恐怖分子”数量，11日，这个数字已经达到277名。
这场越境军事行动来势汹汹，被欧盟国家批为“人道主义灾难”。而它的背后，正是政治强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图/AFP）
他有一个复兴奥斯曼帝国的梦。
崛起：从棚户区少年到市长办公室
媒体热爱从埃尔多安的童年故事开始讲起，因为那段生活足以体现出他的艰辛、勤奋，以及保守教育对他的深远影响。
埃尔多安的童年时期（图/网络）
1954年，埃尔多安出生在伊斯坦布尔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当时，土耳其刚刚加入北约两年，执政党还是由门德列斯领导的民主党。
在埃尔多安的自述中，他小时候“家里连自行车都买不起”。从小学起，他便开始帮母亲贩卖土耳其卷饼、柠檬水和明信片以补贴家用。他的父亲艾哈迈德是一名海岸警卫队的上尉，也是一名保守且虔诚的穆斯林。
尽管家庭并不富足，但丝毫不影响父亲对他采取严厉的家教。埃尔多安最惨痛的一次教训是6岁时因为说了脏话，被父亲绑住双手吊在房顶上。
彼时，为了深化儿子对于伊斯兰教义的理解，艾哈迈德将儿子送去了一所寄宿制宗教学校（伊斯坦布尔伊玛目-哈提卜专科学校），那里专门培养今后在政府工作的宗教领袖，因而毕业生被排除在“高考”体系之外。为了能上大学，埃尔多安不得不在课余时间去普通高中补课，暑假时回到黑海边的家乡里泽，帮忙耕种茶叶和榛子树。
1969年，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图/Flickr）
埃尔多安初次涉政时只有15岁，他加入了当时的土耳其繁荣党青年预备队（MTTB），并活跃在各大游行和集会中——1969年，正值冷战中期，尽管共和人民党与正义党仍平分秋色，但左派运动、民粹主义连同伊斯兰主义已经悄然兴起。
都说“只工作不玩耍，聪明的人也变傻”，在学业和宗教之外，埃尔多安还有一项狂热的爱好便是踢足球。他出生在卡斯帕萨区，这个不起眼的街区唯一的光环便是当地的足球俱乐部。在那里，他成为了一名半职业球员，梦想是加入国家队。不过在父亲的干预下，这个未来将在政治舞台大放异彩的新星最终没能在绿茵地上留名。
踢足球时的埃尔多安（图/EPA）
在马尔马拉经贸学院完成学业后，埃尔多安在27岁时加入了主张政教合一的福利党，正式征战政坛，但此后一度政绩平平。
1994年，埃尔多安迈入不惑之年。这也是他从政道路上颇有转折意义的一年：土耳其当时遭到库尔德问题撕裂，为实现自治乃至独立，库尔德工人党与土耳其政府军进行了十多年交战，导致至少3万人丧生，数十万人流离失所。那一年，埃尔多安当选伊斯坦布尔市市长。在三年任期内，他一改这座城市拥挤颓败的面貌，伊斯坦布尔的街道变得整洁，也成为了外国游客的心头好，俨然大都市该有的一派繁荣景象。
伊斯坦布尔（图/视觉中国）
博斯普鲁斯大桥（图/路透社）
伊斯坦布尔旁，博斯普鲁斯海峡北面黑海，从那里，湍急的河流一刻不停地奔入地中海的生命线。“襟三洲而带五海”，埃尔多安的家乡，不仅是欧亚交通要冲，也是两种异质文明冲突的顶端。它出现在统治者们的梦里。
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亲率20万大军和300艘战舰，叩开了这座原名为“君士坦丁堡”的古城大门。苏丹视自己为天下之主，在继承手下败将东罗马帝国文化的同时发扬伊斯兰文化，使伊斯坦布尔成为了东西文明的交汇处。欧洲精神首都沦陷的同时，伊斯兰文明对它的渴望终于化身为一个具体的名字——伊斯坦布尔。
5个多世纪后，在相同的土地上，凭借着任职市长期间积累的人气和政治力量，埃尔多安平步青云。尽管中间经历了因为政治倾向被捕入狱的小插曲，埃尔多安在出狱后立即组建正义与发展党（正发党），赢得议会选举。他在2003年接任总理，就此登上政治生涯的顶峰。
1998年，因政治倾向被捕入狱的埃尔多安（图/路透社）
“新时代的苏丹”，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如是评价埃尔多安。
转变：从“双头鹰”到“向东看”
2011年，美国《时代》周刊年度人物投票结果出炉，埃尔多安当选。“尽管（埃尔多安）不是中东人，但他是最受中东人欢迎的世界领导人。他的外交使团迎来的欢呼声会使一个摇滚明星感到嫉妒。”
2011年，埃尔多安登上《时代》周刊封面（图/《时代》周刊）
当年9月，埃尔多安曾以土耳其总理的身份访问埃及首都开罗。开罗欢迎这位政治强人的方式很是特别：没有红毯，没有仪仗队，也没有鸣礼炮……这些规格对于政客而言太稀松平常。迎接他的是震耳欲聋的、纯粹的欢呼声。印有他画像的大幅海报飞扬在空中，闪光灯将黑夜点亮如白昼。为了不错过埃尔多安可能的一句发言，记者们紧紧攥着麦克风，直往他脸上贴，但很快又被人群挤散。
这人群之中有人高喊：“埃尔多安！埃尔多安！一个真正的穆斯林，而非软蛋！”“土耳其和埃及紧密相连！”
在埃及，民众热烈欢迎埃尔多安的到来（图/以色列时报）
此刻，他距离自己的梦想——恢复奥斯曼帝国时期的荣光——似乎更近了一步。
土耳其位处亚欧大陆交界处，长期以来奉行亲西方外交，作为一个以逊尼派穆斯林民众为主体的国家，它一直致力于成为现代、自由和世俗国家中的一员。但埃尔多安并不按常理出牌，这位虔诚的穆斯林在外交策略上有着明显的中东色彩。在他的带领下，土耳其和美国从之前的依从关系转变为独立外交主体。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孙德刚告诉东方网·纵相新闻，埃尔多安曾追求的目标实际上很简单：一是加入欧盟，另一则是扩大土耳其在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但这两者又有自相矛盾之处：“脱亚入欧意味着世俗化，得放权，而不是威权。”
他曾经这么做了。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者李秉忠和涂斌曾在论文中阐述，埃尔多安当政的十几年来，学界开始聚焦此前不为关注的土耳其外交。
正发党执政后，土耳其外交便主动转型，投入中东世界的怀抱，但西方对其政策整体持赞同态度。李秉忠和涂斌认为，2007年土耳其的“零睦邻政策”甚至改善了它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政府的关系。此时的土耳其担任的身份更像一个调停者，既符合中东世界的利益，也有助于西方稳定中东地缘政治格局。
土耳其街头，埃尔多安和其反对者、民族主义运动党主席巴切利的海报（图/AFP）
然而，相对保守的宗教立场已流淌在埃尔多安的血液中，他从不抽烟喝酒，每周五必到清真寺做祷告。可以说，他是土耳其“世俗改革之父”凯末尔的反面。尽管埃尔多安曾言之凿凿，支持政教分离的世俗主义传统，但早年他加入伊斯兰教色彩浓厚的繁荣党，似乎更能彰显本心。
埃尔多安的妻子出席各大场合时均佩戴头巾（图/AP）
转折点出现在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这场阿拉伯世界的革命浪潮导致至少140万人死亡，1500多万人沦为难民。从北非到西亚，由突尼斯至也门，空气中弥漫着因经济不景气的情绪。
埃尔多安开始不满足于调停者的角色。他看见了一个机会，便要抓住它。他认为，是时候在动荡的中东地区推广“土耳其模式”了。
“从一开始的‘双头鹰’到‘向东看’，这是一个现实的使然。”孙德刚评论道。
同年五月，土以关系恶化。以色列怀疑以土耳其“蓝色马尔马拉”号为首的救援船队向巴勒斯坦加沙运送军事物资，强行登船并扣押该船，造成至少9人丧生。
这直接导致了土耳其政府对境内的库尔德人采取高压打击政策——该国的库尔德人一般居住于东南部，是一个拥有1400万人口的少数民族，但在土耳其宪法下，政府有权禁止他们庆祝自己的节日以及说自己的方言。
土耳其政府对库尔德工人党实施高压打击政策（图/AFP）
对外，埃尔多安政府开始高调干涉埃及、叙利亚等国内政，支持逊尼派力量，在外交政策上教派主义倾向明显，和西方国家的诉求背道而驰。
挑战：从得民意到失民心
2016年7月16日凌晨，天光未亮。大约24支土耳其突击队出现在了马米勒斯海岸边的一处豪华俱乐部酒店。他们身上佩戴着自动步枪和手榴弹，全副武装。目标只有一个——埃尔多安。彼时的埃尔多安在总统的位子上坐了两年不到，正在酒店花园内的私人别墅度假。
当部分在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的叛军开始封锁道路、轰炸州政府大楼时，突击队队员们的任务是活捉总统。他们潜入酒店，政变达到高潮。如计划中一般，他们开火，掷出手榴弹，占领了不堪一击的酒店，顺利杀死了两名保镖。
政变人士将坦克驶上首都安卡拉大街（图/BBC）
自1923年以来，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土耳其总共发动过四次政变，军方几乎不费吹毫之力便取得成功。但这一次，埃尔多安赢了。
提前获知线报的他已于早前搭乘直升机，迅速离开了这片是非之地。飞抵达拉曼机场后，他立即坐上了去往伊斯坦布尔的一架私人飞机——他的机长甚至在雷达上动了手脚，使它看起来就像一班普通的民航飞机。
在去往伊斯坦布尔的途中，埃尔多安通过视频联系土耳其电视台，号召人们走上街头反抗政变力量。这得到不少响应：有人在坦克面前躺下，试图用肉身阻挡其前进。另一些人冲进了博斯普鲁斯大桥的枪声中，奋力压制这些开枪的密谋者。
埃尔多安通过电视台呼吁民众抵抗政变力量（图/BBC）
凌晨3点，埃尔多安现身伊斯坦布尔阿塔图尔克国际机场。数百万人在街头集会，高喊着他的名字，颂唱他的竞选宣传歌曲。一夜之间，埃尔多安的地位从几近失权走向难以撼动。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个夜晚标志着现代土耳其的重生。
这场未遂的政变持续了不到24小时，造成至少265人死亡，约1440人受伤。一场大规模的清算旋即开始，埃尔多安指责流亡美国的神职人员费特胡拉·居伦（Fethullah Gülen）领导的“居伦运动”主导了此次政变，并将所有反对者列为异己，其中包括军人、记者、高校教师、政府公务员……
十多天后，共有15846人被捕，3家通讯社、16家电视台、23家广播电台和45家报社被责令关闭。
居伦早年是埃尔多安盟友，与其分道扬镳后1999年移居美国（图/BBC）
而埃尔多安这位政坛老将的权力，却比以往更加稳固。在一年后的公投中，土耳其由议会制转向总统制。但与此同时，这次未遂的政变剥开了土耳其在现实制度上的矛盾。孙德刚认为，目前对埃尔多安来说最大的挑战在于经济。
这位政治强人之所以在政坛常青，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是他在经济上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从2003到2011年，土耳其人均产值从2500美元增加到10522美元，足足翻了三番，并一跃成为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贡献超过50亿美元的重要成员国。
与中东大部分国家单一的能源经济模式不同，在土耳其贸易上，埃尔多安与包括美国和欧盟在内的西方国家，以及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东部国家联系密切。
奥巴马与埃尔多安(图/AP)
埃尔多安甚至放出豪言，到2023年土耳其建国一百周年时，要将GDP达到全球前十。
但2018年，随着美土政治冲突加剧，美国通过翻倍土耳其进口钢铝的关税，实施经济制裁。这使得里拉大幅贬值20%，经济增速放缓至2.6%，较前一年呈现断崖式放缓。随之而来的，是一蹶不振的国民信心。截至2019年1月，土耳其在一年间新增了131.8万名失业者，失业率较前一年上涨了54%。
2018年，受美国经济制裁影响，土耳其里拉重贬（图/BBC）
今年3月，土耳其举行的地方选举中，执政党正发党丢掉了首都安卡拉和埃尔多安老本营伊斯坦布尔的选票。事实上，在土耳其的7个主要城市中，正发党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诸如共和人民党代表的世俗派力量已经超过了正发党。
在孙德刚看来，越境攻打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和当年清洗居伦运动一样，是埃尔多安试图扭转颓势、转移焦点所为。“过去将近5至6年，土耳其经济都没有出现明显的好的转机，内部增长动力也不足，在未来会是非常大的挑战。那就打安全牌。”
脱亚入欧，曾是埃尔多安乃至大部分土耳其领导人的诉求。但当世俗化和回归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出现矛盾时，长盛不衰的权利显得太过诱人。
三年前，埃尔多安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郊区的山顶上建起了一座近100年来人类建造的最大宫殿。这座有白宫的30倍之大的官邸是他的王国，可以俯瞰整个安卡拉。
埃尔多安三年前打造的总统官邸（图/Getty Images）
官邸内设极尽奢华（图/每日邮报）
纵横捭阖没能让他一统四方，但他已经活得像个苏丹。
土耳其为何一定要打叙利亚？暗藏“不可告人之密”，土耳其国内或将爆发动乱
【导读】近日，土耳其以“反恐”名义，对叙利亚北部库尔德武装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土耳其与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矛盾由来已久，其中既有现实利益冲突又有长期民族矛盾与历史纠葛。本文从奥斯曼土耳其的帝国历史切入，分析了当代土耳其与叙利亚的关系，认为官方与民间都在利用奥斯曼帝国对叙利亚将近四个世纪的统治，来合理化入侵行动，但他们却忽视了库尔德人被奥斯曼帝国种族屠杀的民族记忆与民族自决的强烈愿望。库尔德人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自从一战后就从未停息，已经持续近百年。而今天的叙利亚民主联盟党（库尔德地区党派）认为，当今土耳其的对叙政策不亚于一战时期奥斯曼帝国的种族屠杀。
文章转自“经略网刊”，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奥斯曼帝国的幽灵
——土耳其和叙利亚的帝国记忆
土耳其 多数媒体都认为，土耳其政府于2016年8月底出兵叙利亚北部的军事行动（官方称之为“幼发拉底之盾”行动）是土耳其国家意志的坚定宣言。 土耳其入侵叙利亚领土，并于土叙边境建立安全缓冲区，主要是为了实现两个目标，而这两个目标对土国家安全而言至关重要：
其一是迫使盘踞土耳其南部边境村镇数年之久的“伊斯兰国”后撤；其二（也许是最为重要的原因）是要遏制叙利亚境内强大的库尔德人势力——民主联盟党（PYD），迫使其撤退到幼发拉底河东岸 。
从土耳其的角度看，这一系列的行动不仅能改善该国的安全状况，同时也是其持续打击其境内的分裂势力——库尔德工人党（PKK）系列行动的必然举措。 尽管库尔德工人党和民主联盟党均宣称他们是不同的组织，但是土政府和大多数评论家都将它们视作是同一个“恐怖组织”。 一位土耳其分析人士认为： “叙利亚防线的建立，将为土耳其的反恐战争开启一个全新的阶段，足以将‘伊斯兰国’、库尔德工人党、民主联盟党（PYD）的‘种族主义行径’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尽管有美俄两国的支持，“幼发拉底之盾”行动还是在政治上和实际操作层面遭受质疑。 有人认为此次入侵行动转移了国内的视线，使民众忽视了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的专制倾向。 开展这次军事行动的同时，土耳其政府正在清洗政府内部支持法土拉·葛兰的势力。 法土拉·葛兰是一位逃亡至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土耳其神学家，埃尔多安指责他策划了7月发生的未遂政变。 此次清洗也进一步削弱了军方的力量——在过去两个月中，军中过半的将官被逮捕或者去职。 对军队的大规模清洗行动，导致了全国范围内缺乏足够的训练有素的飞行员、宪兵以及其他的安全官员。
然而，无论政府还是民间，支持入侵的人士都把上述疑虑抛诸脑后，将政府的军事行动视作国家的无上荣耀。在那些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思想的人们看来，对叙利亚的入侵行动让人回想起历史上的土叙关系——奥斯曼帝国曾统治叙利亚将近四个世纪。 奥斯曼帝国这段光荣历史给多少能够对土耳其当前的政策给出合理的解释，因为在土国内，许多民众都把此次行动视作解放叙利亚的仁义举动，而非入侵。 只不过，历史的神话和浪漫想象并不能揭示事实。 那些在土耳其人看来试图扩张领土和重温帝国荣光的行为，对于库尔德人以及其他居住在叙利亚北部的民族来说，都是对奥斯曼帝国彻头彻尾的负面回忆。 土耳其方面闭目塞听或者误导舆论的行为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导致各种势力的反弹和整个地区动荡和暴力的不断升级。
▍ 达比克草原之剑
在过去，安卡拉方面并不总是倾向于用昔日帝国的视角来解读区域政治问题。在上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土耳其的决策层都秉持这样的观念：在定义土耳其与其邻国的关系这一方面，奥斯曼帝国是一股腐朽、落后的力量。热切地宣扬这一种世界观的人，倾向于用他们所信奉的世俗民族主义去解释过去的一切——将阿拉伯人、土耳其人以及帝国内其他的民族描绘成易怒且相互竞争的，他们都想建立属于自己的民族国家，不惜以抛弃奥斯曼帝国统治为代价。 这在冷战时期尤为明显。土耳其的对外政策分析，都是建立在现实主义立场之上。 共同的利益，和以贸易和安全为代表的迫在眉睫的问题，为土耳其方面干预邻国的民族和土地问题提供了理据。
然而，自2002年来埃尔多安的正义与发展党（AKP）崛起之后，当局极大地改变了该国的外交政策。埃尔多安的首任外交部长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在将奥斯曼帝国作为当代土耳其处理地区事务的楷模这一转变上影响深远。达武特奥卢声称：旧的帝国秩序代表了一个黄金时代，那时候土耳其近邻诸国相互合作，共存共荣。此外，帝国宽容的法律文化以及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穆斯林国家的巨大号召力，有利于和平地联合整个区域的多元文化与信仰。
达武奥特卢的说法得到了媒体的响应，同时引起了土耳其社会对于奥斯曼帝国历史的兴趣。 新书、电影和电视连续剧让很多土耳其人将奥斯曼帝国，乃至土耳其共和国视作中东各民族的灵感和领导之源头。
土耳其国内的评论家因此不遗余力地使用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为该国近期的军事干涉行动正名。 不少的观察家注意到，行动开始的8月24日恰逢达比克草原战役500周年纪念日，而当年的奥斯曼帝国正是通过这一场战役，将叙利亚变成了帝国的一个行省。
在众多为土耳其的行动正名的发声者当中，历史学家伊尔贝·奥塔伊利（译者注： Ilber Ortayli，土耳其历史学家，现任托卡普帕宫博物馆馆长）位列其中之一。 他声称，正是达比克草原战役奠定了叙利亚随后四百年的和平历史，“域内诸民族语言虽异，却‘和同为一家’”。
尽管埃尔多安坚称军事行动的目的并不是要去改变边界抑或建立一个新的奥斯曼帝国， 然而当埃尔多安在给土耳其的军事行动辩护，称其将会给叙利亚带来希望和和平的时候，他也情不自禁地提醒人们，现代叙利亚同地区内的其他国家一样，都来源于奥斯曼统治时的行省区划。 “是的，”他夸口道，“我们国家，我们对统治的理解是如此的古老，如此的有力。 ”
对土耳其的此次入侵的批评者使用了这样一个词 “达比克草原之剑” ， 这个词由一个专栏作者最早提出。 土耳其多数媒体秉持的那种自鸣得意的态度，使得对军事介入存在的实际的风险进行讨论的空间非常之少，而且也很少有人去聆听叙利亚北部居民（尤其是库尔德人）的意见。 由于政府将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和“恐怖组织”库尔德工人党混为一谈，大多数的评论者都试图将库尔德人对土耳其入侵的反对声音置之不理。 由于美国公开支持叙利亚民主联盟党（PYD，译者注： 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政党，在抗击“伊斯兰国”的战斗中屡建奇功。 ），土耳其的一些媒体工作者遂将华盛顿现在的政策与当年奥斯曼帝国的崩溃相比拟 。
在土耳其亲政府报纸《新黎明报》（YeniSafak）任职的一位心直口快的编辑易卜拉欣·卡拉古勒（Ibrahim Karagul）多次指责美国煽动了土耳其七月份发生的政变，以此作为其分裂土耳其的更大的计划的一个步骤。他最近又声称：美国在利用民主联盟党以实施“自奥斯曼帝国崩溃以来最大的侵略计划和分裂（土耳其）方案”。换言之，华盛顿支持叙利亚民主联盟党仅仅是分隔叙利亚和土耳其的行动中的一小步。
▍不可告人之秘密
对当前土耳其对叙政策的分析家（尤其是土政府的拥趸）而言，有一样东西经常被他们忽略——那就是叙利亚民主联盟党自身对于历史的解读。 作为脱胎于库尔德工人党（PKK）上世纪80、90年代跨境行动的新兴政党，民主联盟将其身份严格地定位为激进的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政党，一心捍卫居住在叙利亚东北角的库尔德人的利益。 之所以秉持这样的身份定位，主要原因在于该地区长期动荡的历史，以及当地居民在构建现代库尔德民族主义中所扮演的角色。
叙利亚民主联盟党主张的领土被称为罗贾瓦（Rojava）、或是叙利亚库尔德斯坦，主要包括Ras al-Ayn（属于科巴尼州）、卡米什利（译者注： qamishli或Qamlishli，位于叙利亚东北部）和哈塞克省（Hasakah），这些地方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一个强大的库尔德公国的腹地。在奥斯曼帝国于19世纪中期征服该地区之后，罗贾瓦最有名望的统治家族——拜迪克汗（Bedir Khan）家族流亡国外，并多次发动起义，意图恢复其在该地区的统治。 由于拜迪克汗的危险一直无法消除，同时当地的亚美尼亚人又有煽动独立的嫌疑，奥斯曼帝国当局认为有必要在罗贾瓦地区采取措施——这一恐怖的复仇计划在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予以实施。 1915年至1918年间，该地区内数以万计的库尔德人和亚美尼亚人遭到屠杀，或被流放到帝国的其它地区，而持续不断的苦痛记忆一直延续至今。
现代土耳其国家和叙利亚国家的建立并没有消弭罗贾瓦地区库尔德人民族自决的强烈愿望。 一战结束之后，这一位于叙利亚东北部的地区反抗叙利亚当局（不论主政者是法国人还是阿拉伯人）的统治的斗争从未停息。 近期，叙利亚内战的爆发在罗贾瓦地区开启了前所未有的民族记忆大觉醒。 尽管拜迪克汗的统治是“封建性”的，与民主联盟党（PYD）秉持的社会主义立场相悖，但是该党仍旧明确而坚定地继承了拜迪克汗反抗精神的遗产。 自从今年8月土耳其入侵以来，民主联盟党认为，当今土耳其的对叙政策堪比一战时期奥斯曼帝国的种族屠杀。 在土耳其军队越境占领之后，民主联盟党的一位发言人指责土耳其当局“屠杀人民、实施种族灭绝，迫使人民流离失所”。
尽管这些指责缺乏依据，但叙利亚东北部发生的严重危机却正是由土耳其构成的。 对大多数叙利亚库尔德人而言，土耳其构成的威胁与“伊斯兰国”相比不遑多让，而这一印象则由于2014年“伊斯兰国”进犯科巴尼时土耳其方面毫不妥协的态度进一步强化。 而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低估土耳其决策者在叙东北所进行的感情投资与政治投资的意愿。对很多土耳其舆论界的“风向标”而言，能否击败“伊斯兰国”和民主联盟党是决定这个国家未来的主要挑战。但是土耳其当局如此充满偏见地乞灵于奥斯曼故国的旧梦，表明当局有很多人忽视了叙东北部地区的居民抗击土耳其的决心。 如果按照民主联盟党的视角解读历史，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众多库尔德人会将土耳其入侵视作生死攸关的问题。
当前还没有迹象表明土耳其政府制定了从叙利亚撤军的明确战略。 随着“幼发拉底河之盾”行动的继续推进，民主联盟党和土耳其军队发生正面冲突的可能性不断增加。 这样所会引发的结果对于叙北部的人民来说，不仅是血腥的，而且也是代价高昂的。更糟糕的是，这可能会导致库尔德人对土耳其的民族反抗情绪高涨，从而导致土耳其国内更大规模的动荡和暴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