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全世界有成千上万的人正将自己与世界隔离起来，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性事件。
除了那些被视为信号灯的党派人士之外，所有人都清楚华盛顿已经搞砸了初期的应对。从白宫和国土安全部到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等主要机构的错误决定削弱了人们对美国政府的能力的信心。无论是椭圆形办公室讲话还是大清早的推特，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公开声明都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混乱并且增加了不确定性。事实证明，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都没有做好准备来生产和分发检测和应对所需的工具。并且，在国际上，这一大流行病放大了特朗普本人单打独斗的弊端，并暴露了华盛顿对于领导全球对策的准备的不足。
过去的七十年中，美国的全球领导者地位不仅建立在财富和权力之上，同样建立在由美国国进行内治理、提供全球公共商品所带来的合法性，以及召集和协调全球应对的能力和意愿上。冠状病毒大流行正在测试美国领导力的三个要素。到目前为止，华盛顿失败了。
中国制造，世界使用
过去的几年里，中国一直在大力推动外交政策机构“全球治理”过程的改革，而冠状病毒为这一理论付诸实践提供了机会。想想他们日益广泛宣传和展示的物质援助——包括口罩，呼吸器，呼吸机和药品。开始时，他们购买和生产（并通过援助获得）了大量此类商品。现在它可以分发给其他人。
当没有欧洲国家回应意大利关于医疗设备和防护装备的紧急求助时，中国公开承诺提供1,000台呼吸机、200万个口罩、100,000台呼吸器、20,000套防护服和50,000套检测包。他们还向伊朗派遣了医疗队与25万个口罩，并向塞尔维亚提供了物资。塞尔维亚总统称欧洲的团结是“童话”，并表示“唯一可以帮助我们的国家是他们”。阿里巴巴联合创始人已承诺向美国发送大量检测套件和口罩，以及向非洲的54个国家中的每个国家派送20,000个检测套件和100,000个口罩。
物质援助方面的优势因为一个简单的事实而得到了增强，那就是世界对抗冠状病毒所依赖的大部分东西都是他们制造的。它已经是外科口罩的主要生产商；现在，通过像战时那样的工业动员，它已经将口罩的生产提高了10倍以上，使它有能力向世界提供口罩。他们还生产了N95呼吸机的大约一半，这些呼吸机对保护卫生工作者至关重要（它迫使在外国工厂生产这些呼吸机，然后直接卖给政府）。同时，抗生素对于应对COVID-19引起的继发感染至关重要，制造这些药物所需的绝大多数活性药物成分需要他们。
相比之下，美国缺乏满足自身许多需求的供应和能力，更不用说在其他地区提供援助了。形势很严峻。据悉，美国国家重要医疗用品的战略储备之中只有1%的口罩和呼吸器合或许10%的呼吸机可用于应对这一流行病。其余的将不得不通过进口或国内制造业来弥补。同样，他们在美国抗生素市场的份额也超过95%，而且大部分原料都不能在美国国内生产。尽管美国在爆发之初就向其他国家提供了援助，但随着自身需求的增长，现在却无力这样做；相比之下，他们恰恰在全球需求最大的时候提供了援助。
然而，应对不仅仅与物质产品有关。在2014-15年埃博拉期间，美国召集并领导了一个由数十个国家组成的联盟，以遏制埃博拉病毒的蔓延。特朗普政府迄今一直回避类似的领导层应对冠状病毒的努力，甚至连与盟国的协调也一直缺乏。例如，华盛顿似乎在禁止欧洲方面的入境之前，并没有事先通知其欧洲盟友。
相比之下，他们采取了强有力的外交行动，召集了数十个国家和数百名官员，通常是通过电视会议，来分享有关这一流行病的信息以及自身抗击这一疾病的经验中汲取的教训。与许多外交一样，这些召集工作主要是在地区一级或通过地区机构进行的。其中包括通过“17+1”机制与中欧和东欧国家的童话、与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的童话、与10个太平洋岛国以及与非洲、欧洲和亚洲其他集团的通话。他们正在努力宣传这些举措。实际上，对外宣传机构头版的每一篇报道都在宣传帮助不同国家提供商品和信息的努力，同时强调他们的做法的优越性。
如何领导
华盛顿仍然可以扭转局势，如果它证明自己有能力做一个领导人所期望的事情：处理好国内问题，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协调全球反应。
在这些任务中，第一项任务是阻止疾病的传播，保护美国的弱势群体。这是一项最紧迫的、且主要聚焦于国内治理而不是地缘政治的问题。但华盛顿的做法将产生地缘政治影响，而不仅仅在于它有或没有重建人们对美国反应的信心。例如，如果联邦政府立即支持和补贴扩大口罩、呼吸器和呼吸机的国内生产，这一应对措施符合这一流行病在战时的紧迫性，它既可以拯救美国的生命，也可以通过减少全球供应的短缺来帮助全世界其他国家。
虽然美国目前无法满足这一流行病的紧急物质需求，但它在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领域的持续全球优势，可以帮助找到解决的真正办法：疫苗。美国政府可以通过向美国实验室和公司提供激励措施，帮助他们开展一项医疗“曼哈顿项目”，用来设计、快速进行临床试验，并大规模生产疫苗。由于这些努力成本高昂，需要高得吓人的前期投资，所以政府慷慨的资金和奖金可以为成功的疫苗生产提供助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华盛顿管理不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非营利组织和宗教组织、大学和公司在等待联邦政府同一采取行动之前已经有所作为。美国资助的公司和研究人员已经在研制疫苗方面取得了进展，尽管即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疫苗的广泛应用还需要一段时间。
然而，即使华盛顿把重点放在国内的努力上，也不能简单地忽视全球协调应对的必要性。只有强有力的领导才能解决与旅行限制、信息共享和关键货物流动有关的全球协调问题。几十年来，美国成功地提供了这种领导，它必须再次这样做。
这种领导力还需要与中国进行有效的合作，而不是被一场关于谁的反应更好的比拼所消耗。通过反复强调冠状病毒的来源进行小规模的针锋相对的口头交流，我们几乎得不到什么收获。大多数应对挑战的国家更愿意看到一份强调共同的全球挑战的严重性和可能的前进道路的公开信息。为了世界的利益，中美可以一起做很多事情：协调疫苗研究和临床试验以及财政刺激；分享信息；在工业动员方面进行合作（例如在生产关键呼吸器部件或呼吸机部件的机器上）；共同帮助他人。
最终，冠状病毒甚至可以给我们敲响警钟，并推动在气候变化等其他需要美中合作的全球挑战上的进展。这一步不应被视为、也不会被世界其他国家视为是对中国权力的让步。相反，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人们对美国领导未来的信心。正如在更为普遍的当下地缘政治中一样，美国可以通过行善来做得更好。
作者：库尔特·M·坎贝尔，杜如松
译者：王婧滢 （译有删减，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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