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伦：台湾民主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民进党到了需做大的调整与更新的时期，国民党也不可得意，要新生还需要过两关。（更新于2018年11月25日12:24 法国塞尔奇•蓬多瓦兹大学教授 张伦 为FT中文网撰稿）
台湾“九合一”选举结束，执政的民进党不仅在数量上大幅丢失原有执政县市，从2014年的13席大幅缩减到6席，甚至像宜兰县、彰化市这些所谓“民主圣地”，极具战略意义、对台湾政治走向有决定性影响的高雄与台中，都一一丢失，可谓是经历一场地地道道的惨败。
笔者自1991年第一次赴台参观，多年来有近20次赴台观选、开会，进行学术交流的经历，长期关注台湾的转型，此次虽因工作忙碌未能赴台观选，但从媒体的报道以及选举的结果中依然得出几点感想，粗略写出，供读者参考。
台湾式的中期选举与民进党
台湾包括各县市长、县市议员、乡里长等称为“九合一”的合并选举，2014年第一次举行，民进党大胜，而国民党仅保有6席，且在重要的都市中只占有新北市，丢掉台北、台中等重要都市，为2016年的败绩埋下伏笔。因这种选举恰逢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的中期，选举结果既可视为一种对执政者政策的检验，也影响到两年后的总统与立法大选，可视为是一种台湾式的中期选举。此次选举结果，民进党惨败，显然是对蔡英文执政的一种不满的表现。
选后蔡英文立刻按民进党惯例宣布辞去其兼任的党主席，以示负责，行政院长赖清德也立刻宣布辞职，获蔡英文挽留。但蔡剩下的两年执政，注定要受到来自党内与党外的压力与掣肘，会更加艰难，除非奇迹发生，政治对手犯重大错误，蔡2020年连任之路将异常艰难。本在民进党中就根基不牢的蔡会进一步受到排挤，激进的深绿教义派会继续逼宫。蔡如何寻找平衡，是否会在这种压力下，尤其是国际政治发生对台有利的倾斜的情况下冒险采些措施来强固基本盘，进而导致两岸更进一步紧张，这都有待观察。
此次民进党的惨败，显然跟蔡上台来推动的一些改革（如“劳基法”改革等）伤及一些阶层的利益与情感有很大关系。坦白讲，以台湾的状况，为台湾的将来计，有些改革是必行的，而一旦采取这些牵动利益的改革，引发不满也是必然的。但如何细致操作，尽可能将这种不满降低到更小的程度，争取社会的理解与合作，就是一个需要政治智慧与技巧的问题，须知，民调曾显示，台湾多数民众是赞同且理解改革的。而现在看，民进党执政团队的改革操作技巧显然没有达标。
不过在笔者看来，民进党此次败绩最大的因素，或许也需从另一角度加以分析。民进党在2016年总统与立法大选中获得政权，且在立法院首次以65席（国民党只有35席）占据绝对优势，并同时在地方政府中占据绝对优势，全面执政。这之后所显示出的某种权力的傲慢，导致人们的不满，对民进党的此次败绩来说，如果不是最重要，可能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因素。尽管2016年当选之夜，蔡英文在那篇非常精彩的当选感言中再三强调“谦卑、谦卑再谦卑”，让人感动——笔者当时应BBC 邀请参与网络录像直播评论大选后乘车赶往现场，曾亲耳听到她的讲话。但两年来，即使蔡本人不是有意为之，但民进党整体上给人与民众尤其是中下层疏离、与年轻人的隔膜的感觉，引发社会强烈不满，这也是有目共睹的，那句著名的“谦卑”也常被人拿来作为嘲讽的语言。这给国民党的反攻创造了条件。
这种疏离与隔膜还体现在对社会脉动与心理缺乏把握上。从民进党的一些选举手段来讲，在 “美丽岛”事件近四十年过后，在台湾人民已经将总统大位两次给予民进党，在政党几经二次轮替、民进党已经是全面执政的情况下，还要动辄打出悲情牌来凝结人气，打出“守护民主”“守护台湾”的口号，将自己与台湾民主、维护台湾利益完全划等号，将国民党还等同于旧威权，显然是既不明智也不符合事实的。一个已经彻底失去经济支撑、要靠每月借贷几千万维系运作的国民党，一个年轻一代已经开始走向前台的国民党，显然是不能以传统的威权政党等同视之的。警惕某些人出卖台湾利益当然是正当也绝对是应该的，真要有，蓝绿阵营大概也都有其人，但将这种话语有意无意地引向一个族群显然是不当的。转型正义当然应该落实，但这种高尚的追求正义的事业，绝不该沦为某种打击政治对手的工具。善良的台湾人民即使常思感恩，也不可能永远没完没了地给予民进党人士以特殊的宽容与照顾；执政者如果执政绩效不佳，再加上一些任命官员不称职、行为不佳的消息让民众增加恶感，民众生活得不到改善，积蓄下来的愤怒自然要体现在选举结果上。民进党本是以代表中下选民、草根民众、农民起家的，现在似乎在某些方面走到其反面，也似乎迅速地类似于当初的国民党，开始不接地气，这实在让人感慨；也让人感叹权力对一个政党与个人所能造成的酶变作用。
至于蔡英文个人清新、有些学者型的风格，虽然当初为她胜选提供了一个条件，但似乎也在执政后成为她的一种短板，8月水灾后所谓乘军车视察水灾遭到的社会批评，不管是否都恰当，但伤及她的形象却是事实。至于台湾转型二三十年后，民进党却依然要征招当过多年地方首长甚至是行政院长的苏贞昌再次批袍出战新台北市，无论从民进党角度看有怎样的选战考量，事实上都是不智的，正如国民党四年前推连胜文出战台北市一样。这也显示出民进党的世代更新严重滞后，缺乏新面孔，无法有效地回应社会的迅速变动、新一代崛起的事实。此次惨败，极大地消损了一些中生代的大将如陈其迈、林佳龙等人的政治资源，也将逼迫他们更新，让民进党将人才培养尽快提上日程。至于民进党的一些老问题，比如派系纠葛、恶斗，迷信族群动员的能量，显然也是它这次惨败的原因，值得民进党深刻反省。
在争取台湾的民主奋斗中诞生与成长的民进党，到了需要做大的调整与更新的时期了。重新拾回建党之初为民服务的精神，贴近民众，少些意识形态口号，多些自己人内部相互之间的团结、宽容及对待外部他人的善意，政治人物也少些个人算计，相信很快便会有重新赢得人们认可的那一天。至于民进党一些结构与意识形态上的深层限制与矛盾，虽暂时看不到解决的途径，但从长远看也必须思考解套的方法与论述。
“韩流”后的国民党
如果说蔡英文的执政不佳为此次国民党胜选做了形势上的铺垫的话，那韩国瑜的跃出，则为国民党的东山再起注入了最大的动能。如果说，九十年代初随台湾的民主化展开，国民党开始分化成台湾国民党与中国国民党，逐渐向一个台湾国民党转化，那么，韩国瑜出现后的国民党则进入了另一个新的时代，从此可划为前后两个时期，一个更接地气、打通族群隔膜，真正开始向下扎根的台湾国民党开始诞生。国民党在某种意义上开始转型，与当初的民进党进行角色互换，试图在政治上扮演一些中下层民众的代言人，而这都要归功于韩国瑜。韩身上几乎看不到传统国民党那种在大陆时代就有的“党文化”感觉，那种有点高高在上，有些不食烟火、不谙人世的精英味道。一眼看去，高雄的这对候选人，倒是“政二代”的陈其迈更让人觉得有些精英感，像个国民党传统的候选人，而秃头挽袖的韩国瑜却更像一个过去的出身草根的民进党候选人。这种形象置换，可能就是韩能在短短一年零几个月空降高雄，赢得民众的认可与信任，最终胜出的关键所在。
韩投身一个民进党在市区执政二十年、县区执政近三十年、因“美丽岛事件”等历史因素成为深绿的地区，且因这种象征意义民进党全力以赴必保的城市，展开争夺战，我们不能不佩服他的勇气与胆识。在几乎没有任何人相信其能成功，都认为不大输就是大胜的不利局面下进行选举，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战果，其选择策略上的明智、危机处理的恰当，让人称道。更何况，他引发的南台湾的“韩流”，不仅让自己成功上垒，还极大地拉动了整个国民党的选情。众所周知，国民党传统的势力基本在北部，一到大选，往往是要靠北部拉抬南部。此次却恰恰相反，“韩流”北上、东扩，影响漫及整个台湾。因此有人戏称“一人救一党”。他的表现，让人想起当年马英九个人魅力对国民党曾有过的拉抬作用。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却比马英九当年更有意义。
因为，这样一个外省二代，并没有台湾政治文化中比较讲究的鲜亮文凭、显赫身家的韩国瑜，靠着其诚实、朴素的语言与行止，以“卖菜郎”为标志，极大地赢得了高雄中下阶层人士的认可，让那些曾经是铁杆绿营支持者、现在感到绝望无助的农民感到一线希望，才造就绿营前所未有的溃败——高雄38个行政区绿营只有3个投票领先，而四年前却几乎全部是绿营领先。在关键性的以往都是民进党大票仓的“旗山、风山、岗山”三山地区决定地胜出，奠定他大胜的基础。 从他的例子也可以再次看出，历史行动者的抉择和努力是既可以毁掉也可以挽救、振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改变历史的。没有韩国瑜的2018年大选，国民党是绝不会有此战绩，也绝不会让党内与党外各方重新燃起对未来大的希望的。
不过，大胜的国民党却不可得意。此次选票大幅提升（全部投票的49%，领先民进党十多点，上次只为31%），拿下高雄，且在有“得台中得天下”说法的台中因团结、操作精当，超出预期地大胜争取连任的民进党候选人，确实是战绩辉煌。但这其中有多少是因选民认可国民党，多少是因讨厌民进党而投给国民党的，还需要具体分析，不可过度解读。当然，曾几乎没有退路、因民进党追讨党产已经弹尽粮绝的国民党，这次也显示出少有的团结，置于死地而后生，推出一些新人尤其是女性选将，成功当选，显示国民党在困境中的新生努力还是有其成效的。但台北丁守中以微弱票数败选，又是某种程度上没有把推出新人、新鲜力量，进行有效力量整合进行到底的后果。这次因为是地方选举，各地中生代的候选人的努力是关键的，至于党中央究竟起到多大作用，或许还是值得讨论的。
选后国民党围绕2020年总统大选，对此次大选中吴敦义所出的状况的检讨等会带来什么，国民党的政治文化能否在“韩流”及其他新科地方大员所必然带来的改革要求的冲击下有进一步的更新，党中央的旧式党文化、运作方式能否与新的地方大员的行事风格、看法协调良好，都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其中，韩国瑜的所作所为及态度，肯定会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笔者一向认为，国民党要新生，需要过两关：一是如何真正在台湾扎根，赢得台湾人民的认可，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认可，成为一个真正的台湾的民主政党；二是如何能在此基础上重新进行自身的身份定义，给出一种新的政治论述。前者，经此一役，似乎有些重要的发展；但后者似乎暂时依然看不到任何大的进步。这两者之间显然存在某种严重的紧张，其解决或许需要时日和条件，尤其是两岸关系的某种突破。身份定义得不到有效解决，最终依然还会影响到国民党的生存与发展。
台湾民主政治文化的再造与两岸关系
2016年全面失去政权两年后国民党此次大胜，当然是一种政治“钟摆效应”的结果，但如果全归结于此，恐怕也忽略了此次选举所传递的一些重要的信息。在笔者看来，这次选举结果是与台湾民主发展走到一个新的阶段、酝酿着某些新发展这一点有很大关系；经济的不佳、对执政者的不满给台湾政治文化的质变提供了一个突变的动力源。以往，台湾的族群问题，一直是台湾民主发展的一个最重要动力，但这些年，却似乎成为影响台湾民主继续成熟、跃上新的台阶的一个关键性障碍。这个问题不破解，台湾的民主很难走向一个以政策为导向的理性的民主运作阶段。显而易见，这个问题的解决是与两岸关系问题的解决相关联的，但台湾内部不能很好地整合，内部撕裂，一切以族群判是非，显然也只会恶化这一问题，无助于其解决，台湾这些年内耗、发展停滞就与此有重要关系。
韩国瑜传统上被归属于深蓝的外省二代，能够在南台湾深绿的高雄高票当选，显示那种政治上的族群魔咒在开始破解，人们更多地是看重政见，能否给人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看重的是选举人的能力与品质。这对台湾政治文化下一步的发展、对弥合族群分歧，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也会缓解外省族群许多人的离心力，有利于台湾族群的和解。此外，韩所主张的高格调选举、不做人身攻击等，也为提升台湾的选举文化品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式。他当选后再次重申绝不搞蓝绿区分，一心服务市民。显然，族群问题不会因他、因此次台湾选举全然得以消除，两年后的大选时也会再次成为某种或显或隐的竞选要素，但从韩的当选、绿营票仓的倒戈可以看出，理性的政策选择可能将是今后选民政治选择上越来越重要的考量，这当然会有利于台湾民主的健康发展。
客观地讲，从人口老化、地缘政治等目前台湾许多结构性的内外限制因素来看，任何政党与个人上台，事实上也难以短期内从根本上改变台湾的状况。蔡英文也同样面临这种格局。比如就经济来说，笔者2016年蔡胜选时便多次与人谈起，蔡的五大产业政策实现起来或许都有很大困难。但这些与台湾实行民主完全没有必然的联系，且不讲传统的民主国家，仅就新兴民主国家来讲，几乎同时启动民主化的韩国的经济发展就证明这一点。而威权时代台湾的经济得以发展也不是必然与威权有关，世界上威权国家经济状况不佳，也有比比皆是的例证。经济的发展除政治因素外，显然还取决于其他许多条件。台湾最近些年发展不畅，却显然是与内部消耗过多、社会缺乏共识、国家失去明晰的方向感有关。这与台湾的历史与特殊的民主转型过程有关。但消除这种问题的最好方式绝不是回归旧的威权，而是深化民主，台湾现已有的制度空间毕竟给民众与有志于此的政治人物提供了条件，只是需要台湾蓝绿左右各界放大胸怀、视野，为改变这种状况做出努力。此次选举完结，胜选的一方如韩国瑜、卢秀燕等国民党籍人士及落选者一方如陈其迈、林佳龙等展示出的理性、善意，或许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未来台湾民主文化提升可期的前景。此外，此次从高雄到整个南台湾中华民国国旗的飞扬，似乎也有助于在今日这种局面下，以中华民国为最大公约数和政治符号象征来维系台湾的共识。
台湾“九合一”大选也一定会影响到两岸关系，对于正处于中美贸易战、国际关系风云变换、台湾在美国眼中战略地位上升时期的台海，北京少见地没有愚蠢地出面，事与愿违地试图影响台湾大选，也自然会乐见台湾此次选举的结果，下一步尽可能地会释放一些利好。但北京切不可误读，以为此次大选是什么“九二共识”、台湾统派的大胜。希望两岸关系好转，对台湾利多，显然是一些民众的期望，在些民调中显示的中国认同也有些许回升，但仍需认识到的是，台湾的主体意识整体上依然在发展、强化，这依然将是未来最重要的趋势。对民进党执政不满，将票投给国民党候选人，并不意味着台湾人就此认同中国，这完全是两个问题。政治认同与身份认同的分离可能会成为今后一个演变趋势，或许也从某个方面展示了台湾民主正更进一步走向成熟。
这次是民进党第一次真正的完全执政后的败绩，也是国民党全然没有任何党产支撑后的胜利，这都值得双方好好总结与反思。也值得对岸的中共借鉴，一个真正有自信的政党、相信人民的政党是绝不应害怕人民的检验的。
笔者多年关注台湾，除对两岸关系的演变可能引发的后果感到关切外，也跟笔者有关现代性、中华文化的现代性的研究有关，就这一点来讲，台湾经验显然是一种极其宝贵的经验尝试。这些年来，出于某种个人利益或心理需要，某些蓝营的学者和政治人物不顾自己当年的坚定的立场或追求民主自由的历史，毫无原则地投向北京，甚至诋毁台湾民主取得的成就，显然是不负责任，也难以让人认同的；而另一方面，一些绿营人士以民主的旗帜大搞民粹，甚至到了有些类似鼓吹种族主义思想的地步，显然也与真正的民主精神相悖。对一个在台湾这种特殊情境、国家地位与身份认同尚不清的国家展开的民主化，民主运作具有某些民粹的成分几乎是难以避免的，但只要人们不破坏民主游戏规则，民主的一些矫正机制会有助于形成一种理性的政治文化。但前提是人们尊奉民主原则。总体上，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台湾的民主取得的进展还是巨大的，值得肯定与珍惜。
这种进步，不仅体现为解决权力的合法性再造、保护公民权利方面取得的进展，且台湾在公民权利的深化与扩展方面，也在迅速地在追赶世界一些发达民主国家。此次与“九合一”大选同时进行的有关台湾同性平权等方面的公投，尽管公投形式本身是否合适尚有争议，投票组织方面存在令人难以接受的混乱，公投结果让某些人觉得失望，但不管如何，这些公投议题走到今天，如此出现在公共论述、抉择的空间，就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历史当然不会一步到位，尽遂人愿，但台湾的民主会继续走下去，逐渐成熟，许多议题的讨论也会有一天更加成熟，这也是笔者所相信及期望的。
1997年台湾县市长选举，笔者赴台观选，那次是民进党第一次夺得多数县市执政，蓝天变绿地。笔者归来后曾撰写一文“台湾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对选举做过一些分析。两年多后，陈水扁当选，台湾发生历史性的第一次政党更替。二十年过去，今天此次选举，不敢说这将是另一个历史转折点的开端，但相信，台湾民主的新一页或许已徐徐掀开。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原载“金融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