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由於衆所周知的原因，加中關係在過去一年多里遭遇了一些波折，但面對突如其來、源自中國湖北省武漢市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加拿大還是交出了一份令人感動的答卷。
聯邦政府方面，聯邦總理杜魯多（Justin Trudeau）堅定貫徹世界衛生組織（WHO）在1月30日宣佈此次疫情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PHEIC）時的“但書”，明確表示“不贊成全面切斷和中國間客貨交流”；社會層面，不同族裔、黨派和領域的加拿大人紛紛表示對中國迎戰疫情的支持，並對個別帶有種族歧視色彩的論調、雜音，給予了異口同聲的駁斥；華人社區方面，許多團體、個人以不同形式，對故國人民抗擊疫情給予了力所能及的幫助，碰巧在這一時期往返加中的朋友則自覺在家隔離，一些人更主動“串聯”，爲自覺在家隔離的同胞提供各種後勤支持。
如今疫情防治已進入新階段，在中國大陸，隨着春節假期的結束，和各地、各行各業勢在必然的紛紛開工，人、物交流將逐步恢復，生産、生活秩序會努力“重啓”，這也勢必給防疫工作帶來新的考驗、挑戰。
在高喊“武漢加油”和竭力採購口罩、防護服等防疫物資回送之餘，越來越多居住在加拿大的朋友也開始考慮一個更深層面的問題：加拿大能爲中國防治疫情幫上什么忙？
首先，加拿大是世界上醫療衛生科技相對領先的國家之一，在傳染類疫病防治方面更有不少獨到之處。此次疫情不僅對中國、對全球而言也是嶄新的領域和挑戰，加拿大方面在這一自己擅長領域對亟需幫助的中國施以援手，不但是救人、是自救，對加拿大本國相關硏究、開發和經營，也有不言自喩的好處。在這方面，加中兩國曾有過長期良好合作的基礎，也遇到過“邱香果事件”這樣的波折，但從此次疫情以來的情况看，中方對加方在這方面的善意，仍然給予了充分的理解、接納和感激。2月9日，WHO總干事譚德賽（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宣佈了WHO國際專家高級小組即將前往中國幫助調查疫情的消息，儘管總體成員名單尙待與中方交流後公佈，但小組負責人正是加拿大資深流行病學和緊急情况專家、有着豐富應對公共衛生突發事件經驗的艾爾沃德博士（Dr. Bruce Aylward），這一人選是經過WHO和加中兩國官方、衛生部門協商認可的，這也充分表明瞭加中雙方在這一領域合作的基礎，在這一中方和疫情防治最急需、加方又擅長的領域提供幫助，將産生最爲深遠的積極影響。旅加華人社區也應在這方面多加推動，以助其成。
隨着疫情防治工作的全面鋪開和逐步深入，中國大陸防疫“硬件”已逐步完善，原本需要補齊的許多疏漏也不斷到位，專門開工、部署的應急專門醫院、方艙醫院和各省市對口支援等也相繼配套，此時此刻繼續向那里輸送錢、物，意義已不似十幾二十天前那樣重要。但于此同時，大規模收治、長時期封閉，以及“居家工作”、“返程推延”和各種因防疫“非常措施”所帶來的不便，正給防疫一線不可避免地帶來與日俱增的精神關切、心理幫助需求和壓力，這種需求和壓力，不僅處于收治、隔離狀態的確診、疑似者有，身處疫區內外的普通人有，正以汗水和生命奮戰在防疫一線的許多醫護人員同樣有，如果在這方面跟進及時、妥善，將令疫情防治事半功倍，反之則會付出更大代價，甚至出現心理、精神健康方面的“次生疫情”。加拿大在精神健康領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此時此刻，正是向中國防疫“戰場”雪中送炭的關鍵時刻，華人社區這方面有經驗的個人、團隊可以應時而動，有影響的人士也應在加中之間起到橋樑、推手的作用。
誠如喬治敦法學院全球衛生法敎授戈斯汀（Lawrence Gostin）日前所指出的，儘管各國間在方方面面存在差異，但疫情是全人類共同的威脅，任何地球上人類社區的一分子，都應團結應對這一挑戰。作爲加拿大而言，發揮所長，助人即是助己；作爲加拿大華人社區的一員，在疫情防治到達“階段性轉折”關鍵節點的當口，則應多思考“加拿大和我們能爲防疫幫什么忙”這個問題，並爲解答這一問題貢獻力所能及的綿薄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