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唐纳德·特朗普在一次竞选集会上。新闻报道显示，大约同一时间，他的律师安排向一名艳星支付了13万美元。 ERIC THAYER FOR THE NEW YORK TIMES
1998年，职业道德评论家威廉·贝内特(William Bennett)出版了一本名为《愤怒之死——比尔·克林顿和对美国理想的攻击》(The Death of Outrage: Bill Clinton and the Assault on American Ideals)的书。在书中，贝内特称，对总统通奸行为的无动于衷是腐蚀性的。他认为，克林顿的乱交影响了他的执政能力：“长期的无纪律、强迫、利用、轻易背叛承诺，这一切都表明深层次的某种东西，不受控制的某种习惯性的东西出错了，”他写道。
让我想起贝内特这些话的，是戴维·弗兰德(David Friend)最近出版的《下流的90年代——美国性欲的胜利》(The Naughty Nineties: The Triumph of the American Libido)。这本书引人入胜，介绍了那十年的性丑闻和文化动荡。回想起来，克林顿时代文化战争的态势似乎非常简单，只是对性持自由论观点的左翼和过分拘谨的右翼之间的斗争。20年后，是保守派最终消除了有关总统性道德仅存的一点不成文规定，这真是天大的讽刺。
周五，《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报道称，在2016年大选前的一个月，唐纳德·特朗普的律师迈克尔·科恩(Michael Cohen)安排向艺名“暴风丹尼尔斯”(Stormy Daniels)的艳星斯蒂芬妮·克利福德(Stephanie Clifford)支付13万美元（约合84万元人民币），以阻止她谈论2006年她和特朗普的一段风流史。《纽约时报》补充了新的细节。之后，《每日野兽》(The Daily Beast)报道称，曾指控特朗普出1万美元与其发生性关系的另一名色情女演员杰茜卡·德雷克(Jessica Drake)签了一份保密协议，协议禁止她谈论特朗普总统。
在其他任何一届政府，有证据表明总统在选举期间向《善意做爱》(Good Will Humping)里的明星支付封口费，都会成为丑闻。但在这一届政府，迄今为止此事只是让大家耸耸肩。
总的来说，自由主义者激不起太多的愤怒，因为据各方面所说，特朗普和丹尼尔斯是两情相悦。与此同时，几乎没有社会保守派对批评特朗普感兴趣，因为他们已经说服自己摆出一副务实的道德现实主义姿态，以便证明他们支持他的合理性。比如，2016年贝内特自己谴责“永不特朗普”(Never Trump)的保守派有“可怕的道德优越感”。
如果说这里面存在重大丑闻，也只在于那13万美元的来源，或被特朗普掩盖的其他艳遇。在迈克尔·沃尔夫(Michael Wolff)的《炮火与怒火》(Fire and Fury)中，有一句话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快到结尾时，斯蒂芬·班农(Stephen Bannon)夸奖特朗普的律师马克·卡索威茨(Marc Kasowitz)说，“卡索威茨加入了竞选团队。我们的问题是什么，100个女人？卡索威茨全部搞定。”
如果事实证明有花钱掩盖非双方同意的行为，也许会引起轩然大波。但在妻子刚生完孩子就和艳星上床，然后出钱让她闭嘴呢？就这位总统而言，这种事在所有人的意料之中。
我不认为，右翼心照不宣地对性行为——至少是异性恋中男性的性行为——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和左翼试图树立新的性道德约束同时发生是巧合。
90年代，很多女权主义者为不受约束的性爱辩护，因为她们害怕保守的性审判。这种审判的某些部分至今依然存在，对生殖权利的攻击变得愈发猛烈。尽管如此，特朗普还是调和了保守的政治和男性的性权利。他这么做导致这类权利更容易受女权主义者抨击。
这个周末，引起我认识的人关注的性丑闻不涉及特朗普，而是涉及喜剧演员阿兹·安萨里(Aziz Ansari)。周六，一家名为《宝贝》(Babe)的在线刊物发表了一名年轻摄影师的指控。这位化名格蕾丝(Grace)的摄影师称其与安萨里的一次约会出了问题。
格蕾丝向作家凯蒂·韦(Katie Way)讲述了没有热情——至少她这一方是——的口交和安萨里坚持要求性交的情况。格蕾丝似乎对安萨里和他的好好先生女权主义人设不符感到失望。“你忽视了明显的非语言提示；你一直在求爱，”她给他发短信说。
在女权主义者中，对此事的反应大致上可以按年纪划分。格蕾丝把自己的经历解读为性侵犯，但几位年长的作家则认为这是一个关于缺乏教养和失败的性爱的故事，这两样都无法作为侵犯安萨里隐私的理由。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凯特琳·弗拉纳根(Caitlin Flanagan)称其是情场失意引发的“3000字复仇色情”。
我同意弗拉纳根的观点，格雷斯描述的不良行为不到侵犯或骚扰的程度，并且认为《宝贝》不应该刊登这个故事。尽管如此，我依然支持那些正在扩大“我也是”(#MeToo)运动的年轻女权主义者。在我看来，他们没有诉诸宗教处罚或父权骑士精神，而是努力对野蛮的性文化制定新的思考规范。
“很多男性会看关于阿兹·安萨里的那篇文章，并认为这是普通的、合理的性互动，”女权主义作家杰茜卡·瓦伦蒂(Jessica Valenti)发推文说。“但女性现在说的部分意思是，文化认为是‘正常’性接触的行为并不适用于我们，而且常常是有害的。”
也许女权主义者觉得可以随意表达她们对性解放走向的愤怒，因为她们不再需要保护性解放不受保守派攻击了。在90年代，色情文化似乎是颠覆的、时髦的；现在，它已经令人厌恶地和总统联系在了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