奖金全捐母校、教育年轻人勿信教科书…日本新晋诺奖得主本庶佑的言行引发探讨。十八年十八人，日本五十年三十个诺奖目标几无悬念。
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本庶佑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使日本的诺奖得主中又增加一人。实际上，这几年日本学者获得诺贝尔奖如探囊取物，算上本庶佑，这是他们连续第五年获得诺贝尔奖（2014年物理学奖，2015年物理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2016年生理学或医学奖，2017年文学奖，2018年生理学或医学奖）。进入21世纪后，这18年里日本诞生了18位诺奖得主，平均年均一人。除欧美诸国之外，日本是获得诺贝尔奖人数最多的国家，达到“21世纪前50年获得30个诺贝尔奖”的目标几无悬念。
事实上，多年前学界就有用“井喷现象”来形容日本获得诺贝尔奖，国内对日本科技政策、科研投入、基础教育等都有所研究。本庶佑获奖后，准备把他获得的奖金全部赠给母校京都大学，采访中又谈到了他自己的科学精神——好奇和质疑，或许他的治学态度又对我国科技发展有新的启示。
▲本庶佑今年已经76岁，但仍没离开科研工作，他正在与学生讨论论文时，接到了诺贝尔组委会的获奖通知电话。（来源：Nobelprize）
不要相信教科书
10月2日上午，京都大学召开了诺贝尔奖得主本庶佑的媒体发布会，向外界表达了获奖的心声。
会上有人提问，“希望对想做研究者的年轻人有什么想说的？”本庶佑回答，对成为研究者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都想知道，有颗觉得所有事情都是不可思议的心。对教科书写的东西不要相信。经常保持怀疑。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真正的到底是怎样的，这样的心态很重要。希望年轻的小学生、中学生一定要有志于做研究。”
对事物探索的好奇心和质疑，其实就是本庶佑研究之道。当他被问到自己在研究中需要注意、需要珍视什么的时候，他回答，“好奇心。另外一个，不要简单地相信。论文和写的东西不要相信。用自己的眼睛，干到确信为止，我也很幸运地发现了PD-1”。
▲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下村修也曾说：“我做研究不是为了应用或其他任何利益，只是想弄明白水母为什么会发光。” （来源：Pinterest）
他觉得自己获得诺奖是幸运的，一是继承了父母健康身体的基因，以及喜欢刨根问底的求知性格，二是得益于社会为推动生命科学发展而投入的研究经费，正是有了这些“幸运”，才成就了自己从一而终的基础研究，从来没有对研究有过一次放弃的想法。
其实最初本庶佑没有想到PD-1能变成癌症治疗的重要疗法。“认定PD1这个方向能成功，也是因为那个时候刚好身边有癌症免疫方面的专家，请教他们引导到正确的方向。还有很多很多其他幸运的因素让我得到这个奖项。”
2016年，本庶佑获得了国际科学大奖京都奖基础科学奖项。他在领奖时说：“做研究不仅仅要埋头苦读。阅读和记住那些论文是不会造就一个好的研究者的。要通过好奇心来自我驱动，且要有勇气面对挑战。在我看来，这才是科学的起点。”
本庶佑认为，对于研究要用自己的头脑认真思考直至说服自己，“像大众媒体总在拼命鼓吹，只要在Nature或是Science杂志上发表的研究成果如何厉害，但在10年之后会发现里面9成都是吹牛。剩下的1成，写的其实也就那样。不要轻信那些写的东西，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确认，要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直至说服自己，这个过程非常重要。”
他自己常对学生说：“怀疑一切。（Stick to the Question）”
好奇心加质疑精神，做基础研究不功利，被认为是当代的科学精神，其实就是成功科学家身上夜以继日努力，必然会受到幸运女神的青睐。
奖金全捐母校
发布会上，本庶佑教授亲自宣布把所获约5700万日元的诺贝尔奖金全额捐赠给母校京都大学。其实，本庶佑的成长与研究经历，与京都大学有着不解之缘。
本庶佑出生在一个医学世家，在考大学时虽然想过未来成为外交官、律师，但还是遵从了自己父亲的意见，在1960年考入京都大学医学部。大一时，本庶佑就读了日本生物学家柴谷笃弘的《生物学革命》，书中预言操作DNA来治疗疾病，深深触动了本庶佑。
大二时，本庶佑进入了日本医学家、生物化学家早石修的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当时已经聚集了一群一流学者，本庶佑后来又在早石修教授的学生西冢泰美门（日本第二位沃尔夫奖得主，早石修是第一位）下获得了博士学位。可以说，本庶佑很早就接触到了科研一线，生物学与医学的结合成为了本庶佑一生的奋斗目标。
▲本庶佑在记者会上（来源：japantimes.co.jp）
1984年，本庶佑回到京都大学医学部，继任恩师早石修的职位，在这里他做出了本次获得诺奖的成果，而他本人的治学严谨也慢慢成了众口相传的故事。
本庶佑对学生要求很高，在京都大学，学生们见到他会不自觉地挺直腰背，同时，本庶佑也非常尊重年轻人的独创研究设想。本庶发现和解明PD-1的性能离不开这样的学术态度，研究同行们盛赞他所具有的那种“穿透本质的洞见力”。
▲京都大学产生的诺贝尔奖得主（来源：群学书院）
京都大学给了本庶佑良好的研究基础，这里也有着优良的科研谱系传承，更离不开让学者自由研究的包容。京都大学已经产出10位诺贝尔奖得主，汤川秀树是首位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人，除了2014年物理奖得主，其他日本物理诺奖得主都跟汤川秀树有着学术传承的关系。
学术自由是京都大学的办校方针，福井谦一（1981化学奖）与山中伸弥（2012生理医学奖）是京都大学中凭借自由思想取得了重大突破的代表。福井尝试将量子力学理论导入到化学领域，山中尝试用皮肤细胞来代替生殖细胞制作万能干细胞，在他们的那个时代这些想法都是挑战了主流研究方向，甚至被排斥的，而在京都大学他们并没有遭到歧视。
有这些关系，他把奖金全部捐赠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人认为京都大学盛产诺奖的原因跟其自身气质有关系。这里远离喧嚣，更容易去沉浸做事（来源：京都大学）
希望学术与企业双赢
对于科研经费的投入，本庶佑在采访中表示，在生命科学领域人类的研究水平是连基础雏形都不了解的情况下进行研究，“所以要先所以先走遍千山万水，才是生命科学领域研究的先行条件。从这个角度讲，与其说为了一些应用成果将所有筹码押在一座大山上，不如在包括基础研究的千山万水踏破铁鞋，广结良缘。”
他还希望把更多的机会给年轻人去自由探索。他希望年轻人能先理解哪些山峰上有值得做的东西，再去搞应用层面的研发，批评了现在很多目的性强的应用研究，
本庶佑其实很清楚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他知道企业因为科学家做出了具有实用价值的东西，才会投入更多的经费、成立基金到大学中，学术成果再回报企业，他希望成为双赢的局面。
▲近年来的诺奖都来自数十年的基础研究（来源：klesf.my）
日本正在达成目标
2001年，日本内阁推出“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明确提出“日本要在21世纪前50年里获得30个诺贝尔奖”的目标。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是天方夜谭，连日本学者都认为是口出狂言。然而，很快对日本科技政策和已取得成果的分析，就被认为是可行的。
事实也正如计划中发展，日本人仅仅用了三分之一的时间，就完成了计划的三分之二——在迈入21世纪的最初18年里，已有18位日本科学家（含两位美籍日裔学者）获得诺贝尔科学奖，另外还有一位英籍日本人石黑一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这个速度，已将过去的诺奖强国英、德、法甩在身后。更重要的是，迄今为止所有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人中，只有三位最高学位来自海外。也就是说，90%获奖者，是在日本本土成长起来的。
众所周知，日本重视科技与教育。即使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后面对着严峻的经济形势之时，日本政府用于研发的费用投入比例持续攀升。有数据统计，从2005年到2015年的十年间，日本国内用于科研经费的支出，平均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居发达国家首位。
2016年1月，日本内阁审议通过了《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16—2020）》。日本政府力求官民研发支出总额占GDP比例的4%以上，其中政府研发投资占GDP的比例达到1%（日本政府5年研发投资约合1.45万亿人民币）。而且，政府并不直接参与科研项目的评审，而是由专业机构进行。
除了高投入，对于管理上日本对于成果也更有耐心。日本的高校和科研机构，短期内相对比较少受到诸如考核和评价等等干扰，可以相对长期地从事学术研究。在日本，有固定教职的高校教师，一般不会因为在一段时间内没有科研成果产出而担心受到冷落或失去饭碗——而这个“一段时间”，有时候长达数年甚至数十年，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始于1954年，持续长达61年的关于果蝇进化的生物学实验。
当然，在社会氛围上，科学家、教师是日本最受尊重的职业，也是学生调查中最受欢迎的职业之二。教育家陶行知曾说：教育是立国之本。这句话实实在在在日本体现出来。
▲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特克在二战尾声时写作《菊与刀》分析了日本民族性格。（来源：wiki）
从对日本民族性格的研究，到具体科技投入的政策，再到人物经历的个案，我们见证了日本在老龄化日益严重的同时，走出了一条科技创新之路。当我们在中兴事件之后才发现，“卡脖子”的技术多达数十项，日本却有着数十项核心领域领先的技术。也许这就是真实的日本。
诺贝尔奖，只是一个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