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峰在实验室
像沈峰这样通过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项目回国的青年学者，近年来每批都有600名左右。更广泛意义上的留学回国人员，2017年有逾40万人。此前据《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7）》数据显示，1978-2016年间，已完成学业的出国留学人员中，有八成以上已经回国。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因此在2017年“两会”期间提出“回国潮”的概念。
从高校的角度，以“双一流”为代表的新一轮高等教育改革大背景下，人才成为最重要的资源之一。“一流的师资，最便捷的方式就是引进。”时代学者网创始人张宏雷说。在2017年创立这个学术招聘平台之前，他有五年高校人事工作的经历。
而对于优秀的青年学者而言，归国是环境、机遇和情感方面的综合考量。
“第一感觉是踏实”
为了回国，沈峰家一度气氛紧张。
“很焦虑啊心里，睡不着觉。”妻子回忆说。她与沈峰在国外读书时相识，携手走过八九年的时光，从女友成为妻子。
最初在一起的时候，她时常想家。没有亲人朋友在身边，孤独感分外强烈，国外虽然好山好水，也好寂寞。签证不方便时回国不易，偶尔飞机从头顶飞过，她怔怔看，心想，这是不是回中国的飞机啊，要是我在飞机上就好了。
毕业后工作几经变动，沈峰的公司也搬了两三次，其间种种辛苦，不足为外人道。她始终有漂泊感。直到结婚，拿了绿卡，买了房子，入职一个同事都很友好的公司，一切似乎才安定下来。房子很大，阳光也好，朋友多起来，安逸和幸福触手可及。
这时，沈峰说想申请“千人计划”青年项目。
几番讨论，夫妻俩达成一致：申上了就回国，申不上就不回。“我当时心想，青千那么难申，那八成申不下来。……你不让他申，万一以后成为吵架的祸根，是吧？”提起当时的想法，她调皮地笑。
后来这事儿板上钉钉了，她心里的犹豫一下变成特别失落：“想想都觉得前面的路布满荆棘。好像突然又要回到大学刚毕业那种状态，居无定所，还要冒那么大的风险，各种挑战，各种不适应，各种苦要吃……”担忧的小火苗时刻闪烁，一不注意就会引发争吵。
看她这么焦虑，沈峰说，要不把这机会推了吧。她又不忍心了。采访时忙着为沈峰说话：“一辈子能奋斗的就那么十年二十年，年纪也不小了……他还是想回国做一番事业。”眉梢眼角都是真爱。虽然自己没那么有事业心，感情上也需要适应，但理性上，丈夫的选择她都能理解。
“（回国）第一感觉真的是踏实。”沈峰说。2018年元旦，他和妻子一起回岳父岳母家，从上海出发，坐高铁3个多小时。妻子说，突然就感觉离家近了。尽管从硅谷飞回来也就十来个小时，但时差在，隔着海，心理上的距离感远非仅时间可以衡量。
岳父岳母做了满满一桌菜，开了红酒，看小夫妻俩吃得开心，脸上的笑意没停过。以前，他们从没说过让夫妻俩回来的话，一直觉得他们在国外发展挺好。现在回来了呢？“回来也好。”饭后收拾完，岳母靠在门边，略带腼腆地笑。下意识地又念叨一遍：“还是回来好。”
夫妻俩都是80后独生子女。沈峰说，随着父母年龄越来越大，他也很希望多跟父母有高质量的相处时间。朋友也一样，在国内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感，那种纽带，他觉得是在国外体会不到的。妻子的朋友聚会上，总免不了谈论起来来往往的其他人，曾有人打趣：“有人情味儿的都回国了。”
早在出国留学时，沈峰就打算好要回来。自小在北京长大，也一直在北京读书，他出国的初心是想拓展视野，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别人又是用怎样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的。
他给自己规定，五年内读完博士。博士期间跳了很多“坑”，经历过累积的阶段，临毕业那年豁然开朗，几乎每个月都有可期的项目成果产出。“哇塞这个……感觉太棒了！真是待在实验室都不愿意走，觉得哎呀时间不够用。”沈峰回忆起当年，依旧笑意盈盈。
2010年他如期毕业，决定留下来再做一年博士后。科研成果转化同步开启，创业的激情燃起，再也停不下来。2011年5月，他和同学一起创立了科技公司，出任技术总监，初创期每周扑在工作上的时间达100小时（法定正常工作时间是每周40小时）。
他没日没夜打拼之时，母校另一位年轻的毕业生刚刚收拾好行囊，和曾经的他一样，飞抵了大洋彼岸。他叫顾实，17岁考入清华数理基础科学班，2011年以全系前五名的成绩毕业，拿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应用数学与计算科学项目博士录取通知书，研究人脑认知控制机制的建模问题。
“根上还是个中国人”
棉衬衫，牛仔裤，潮牌运动鞋，黑色风衣，搭配一个时尚的双肩包，行走在校园里的顾实看起来更像一名学生。只有宽边半框眼镜下偶尔闪过的略带狡黠的光，和站在白板前随手指着晦涩英文术语的姿态，会在不经意间暴露他更专业的一面。
顾实生于1990年，与沈峰同批次经“千人计划”青年项目归国，加入电子科技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任教授、博导。这个自称“中学数理化基本靠自学”的男生，在本科阶段被优秀的老师激发了对学术的兴趣，又在清华浓厚的出国氛围中，确定了毕业后的道路。
他直言不讳：“国内本科生教育，好的学校还可以（和美国）比；但研究生教育即使是顶尖学校，还是有差距的。”在他看来，自二战算起，优秀的科学家大批集中于美国，整体一两代积淀导致的师资水平差异，深刻影响着学生能否做真正最前沿的研究。
这也正是他选择回国的原因之一。在美国学习、工作六年，他希望把自己接触到的好的方法论带给学生，比如如何做科研，如何找问题。这些都是做学术真正的奥义所在。说这些的时候，顾实的脸色就严肃起来。
待话题转到兴趣爱好，一瞬间他就变回了90后。喜欢的动画片是《圣斗士星矢》，少年时的读物是《儿童文学》，学习累了就打游戏。从小到大，他随父母一起看完了不少优秀国产电视剧，比如《康熙王朝》《大宅门》《前门楼子九丈九》。
读博士期间总不免孤独，他做好了心理准备，倒也安之若素。闲下来会看美剧《权力的游戏》，国产剧《走向共和》，困顿时就去翻《资治通鉴》。时间待久了，历史看多了，心里的图景渐渐清晰起来。
“（中国和美国）两边其实都还是挺有感情的，但是怎么说呢，这个世界太残酷了。”顾实沉吟着，试图将抽象的情感解释得不那么复杂：“我是希望说世界人民大团结，努力创造灿烂文化，追求先进知识。但现实就是国际社会间以国家为基本单位，国家和国家之间没有任何感情存在，就是赤裸裸的利益。”
他说，看多了近代史，真的会觉得自己的国家是从深重的苦难中一步步走到现在，很不容易。美国社会的一些价值他认同，但对整体社会的归属感，还是在中国。而如果有更深的认同和归属，就会油然而生一种责任感，不仅想让自己发展得更好，也会想关注一些更宏观的东西，把个人价值的实现和自己所认同的这个群体的发展结合起来。
“过去（一百多年）那么糟，这个国家都能一步步越来越好。可能现在社会是存在很多问题，但如果谁都不去解决，那它怎么会变得更好呢？”这个27岁的年轻人反问。
年长七载的沈峰不再说那么抽象的概念。对他而言，在一个由世界各地移民组成的国家生活多年，本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已经融入了具体的生活细节，因平淡而愈加强烈。
回国前正值《战狼2》在北美上映，场场爆满，大部分观众都是中国人，沈峰和妻子排了两个星期的队才买到尾票。电影结尾，中国护照上出现“请记住，在你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时，全场鼓掌欢呼，一片沸腾。
“一直在国内的人可能体会不那么深，在国外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沈峰说。独在异乡为异客，尽管多年的经历使他习惯了说英文、喝咖啡、看橄榄球，但吃饭他还是喜欢中国菜，看奥运会等体育赛事时还是会给中国队加油，平时上网还是会分外关注国内卫星发射、大飞机上天的新闻。
每逢春节、中秋，他都会和妻子一起守在电视电脑前。“真是老了，年纪越大越爱看歌舞表演。”妻子自嘲。他哈哈笑。人山人海的热闹感隔着屏幕透过来，像蜿蜒的枝蔓悄然攀上心头，缠绕着丝丝缕缕的思念。
“你就知道，从根上自己还是个中国人。”沈峰笑言。
“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东西”
秋高气爽的时节，如果天气好，沈峰就会骑共享单车回家。学校安排的人才公寓距离校园骑行大约一刻钟。从美国飞回来当晚，主管科研的副院长亲自去机场接他们，直接将夫妻俩带到这里。
安顿下来三个月，沈峰已迅速拥抱了高铁、共享单车、网络支付……这些在他看来“比美国先进多了”的事物。享受便捷的同时，他敏感地觉察到背后的潜力：“国内大家对新生事物的接受能力很强。这是整个的大环境，对吧？整个趋势是非常好的。”
顺势而为，是沈峰在国外多年学到最重要的经验之一。他总觉得自己能力一般，但运气挺好，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事。回国前常在小圈子内交流，当年的同校同级博士中有9个中国人，其中4个已陆续通过“千人计划”青年项目回国，对彼此境况的了解，部分奠定了沈峰对国内大势的信心。
他所从事的分子诊断领域，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而他在创业的过程中学到了完整的一套方法，把各方面的资源组合起来，用技术解决问题，将科研成果转化成为真正能够应用的产品，这是非常宝贵的经验。“在国外是锦上添花，回来就可以雪中送炭，个人价值实现的成就感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他说。
说到激动处，他几乎要从椅子上弹起来，一贯富有逻辑的语句打起了磕巴，整个人却像在发光：“如果我的仪器能帮更多的人，比如摆脱一些疾病，或者早一点确诊能正确地使用药物……甭管救了多少人，这个事儿本身，你知道吧？作为一个工科生看到自己做出来的东西真的有用！那个感觉，多少钱也没法衡量。”
拥有五年人才引进经验的张宏雷透露，国家对青年千人入选者提供一次性补助50万元，很多省、市另有额外补助；高校和科研院发放薪酬大多采用年薪制，30 - 80万元不等；住房以货币形式发放补贴，上海地区150万元为正常水平，也有高校以低于市场价格售卖“人才房”；此外，国家提供100-300万元科研经费，高校多按1:1进行配套，三年预算分批用完。
到底能拿多少钱，沈峰没有说，笑眯眯地打太极：“和国外（作为公司创始人享受的待遇）相比的话，至少对半砍吧。”相比于薪酬福利，他更看重平台。最终选择上海交通大学也是因为谈得投机，认定学院发展方向与自己想做的事十分契合，未来的成果也有机会在附属医院实际应用。
本质上，他仍然是一个富有热情的研究者，而非商人。资本逐利，公司做产品是集中化方向，完善后投入生产获得利润；而他还有很多改变世界的想法，和更多新的东西要做。危机感如影随形：“这个时候不回来，以后可能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沈峰说，一代一代人就像产品的更新换代，速度特别快：“00后已经马上要进入大学了！就这种感觉。”
00后想换代大概还早，但90后确实已经迎头赶上。
顾实回国是个意外。尽管长期计划是要回国，但博士毕业时，他本打算再做两三年博士后，或者在美国找个教职拿到 tenured position （终身职位）再回来。结果回国更新签证时被延期，平白多出一个多月只能在国内待着，正好电子科技大学邀请他去交流，帮着他递交了“千人计划”青年项目的申请材料。
交完材料他就回了美国。三个月后被通知材料通过，准备答辩。顾实很开心，也迷茫，从学术追求的角度，他总觉得自己应该再积累一点，多学点东西再走。问老板，老板乐了：做博士后不就是为了找教职吗，有教职还做什么博士后？
思来想去，他脑子终于绕过弯来：从学术角度，博士后阶段的意义本就是从“被人带着做研究”到“独立做研究”。如果待在美国，短期内不可能组建自己的团队，项目课题也还要依赖于导师。对他来说，博士毕业后几年是做科研的黄金时间，作为一个从小自主学习意识和能力都足够强的人，有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不回国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东西？
更重要的是，要走科研这条路，要回国，这个转型迟早要做。在国外学术圈混了几年，顾实看到一些华裔科学家前辈虽已拿到终身教职，但还是会遭遇传说中的“透明天花板”，囿于某个层次无法再进一步发展。
这未必是源于歧视，可能涉及文化、信任、社交习惯等等因素。“人和人之间产生认同感是个很微妙的东西。”顾实说。特别是在工科领域，研究小型课题没有关系，但如果想做大的项目，需要相关资源支持时，“和这个领域内特别有影响力的人能玩到一块去”就至关重要。而这往往比较困难。
张宏雷也提及这一点：“很多因素也不是他们（在国外的中国学者）能够控制的。在国内的话可能就不会有这样一个限制。”做过很多例教职申请和咨询之后，他总结归国学者的选择：发展是前提，所以第一看平台；城市也是平台的一部分，国际化程度较高的环境有助于尽快融入，减轻转变生活和工作方式的不适感；薪酬方面，本身相对影响力较小的一些学校可能给出更高；住房支持则是各高校差别很大，一线城市相对缺乏竞争力。
在所有的条件之上，是国家人才计划的大背景。顾实和沈峰都坦言，如果不是入选了“千人计划”青年项目，他们还是总有一天会回来，但肯定不会这么早。不难推测，对后来者而言，国家意志也将是最重要的潜在考量。
就张宏雷的观察，理科申请回国的人很多，因为在国外相对较难找到教职；工科找工作容易些，真正走上学术道路的，大部分还是对科研有很强兴趣的人；近两年，有一些学校也开始注意文社科人才的引进。张宏雷说，人才计划中各学科的比例调整，对申请者最终能否入选也会是重要影响因素。
“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咚咚咚”，工作日下午，顾实的办公室响起敲门声。一位技术人员走进来，把大包往地下一放，挺客气：“顾实老师，我帮你看一下网。” 折腾一个多小时，走的时候很抱歉：“现在应该可以了，你先用。再快的话没办法直接搞，要改整个系统架构，我再去问问。”
送走人，顾实耸耸肩，吐槽一句：“网真是太落后了。”对比是忍不住的，因为在美国，基础层面的支持实在要好太多。回国后，花在科研上的时间没有他设想中那么多，大把时间消耗在日常琐事上，比如处理户口、建实验室、设备采购……“真正着手去做事情，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他眉头微皱。
“融入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国内和国外的学术文化、社交文化不一样。”张宏雷说，他接触过很多和顾实一样的青年学者，连续读博士、博士后，没有接触过具体工作，对很多问题的理解有点理想化。落地之后申请项目、与一些行政部门交流，有很多不可抗力，就会影响情绪和状态。张宏雷常劝他们：“要做好心理准备，可能一半的时间都要用在跟这些东西打交道上。”
顾实的心态倒是始终很平和。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是“既得利益者”：被国家人才计划引进，专业水平受认可，同行信任度高，很多资源也愿意开放合作……这都是摆在明面上的好处。只是具体操作起来涉及人、事、钱，总有制约因素，也免不了繁琐。
真正让顾实犯愁的是招学生。博士名额有教育部的限制，学院可以争取两个名额，但也是统一规划招录，算入系里的名额总数，而非加在某个具体的博导头上。他刚刚回国，资历浅，学生对他也几乎没有了解，有规避风险的考虑是人之常情。但做项目需要团队，招不到好的学生，他的科研计划就很难顺利推进。
按张宏雷的话说，这叫“学术人力资源”，是科研经费之外最重要的科研支持。正是由于国家对留学归国人才的重视，优秀的学生往往优先考虑出国读博士后，因此在国内，博士成为抢手的科研主力。而新老师招生，总是相对更难一些。
沈峰倒不担心这一点。承蒙学院照顾，两个月就帮他搭建起了实验室，现在有一个硕士和一个博士后在开展考研工作，下半年还会有一个博士和一个硕士研究生加入课题组。他很希望有更多志同道合的人加入。对未来他充满希望，并称之为“有过创业经历的人一种盲目的乐观”。沈峰说，有时候偏执是一件好事，如果太多顾虑就做不成事情了，因为任何事情都是要有风险的。
他的压力更多来自于要出有竞争力的科研成果：“学院教授都蛮年轻的很优秀，peer pressure（同侪压力）还是很大。”据张宏雷介绍，好的高校和研究所会支持tenure-track 体系，即需在一定阶段内晋升到学校的固定职位，而后保持终身教职，可定义为“非升即走”，竞争压力很大。不过国外回来的人才，对此大多认同。
顾实也支持。但他同时对国内的晋升模式怀有疑虑，因为主要参考标准是看文章数量。“这种体制不鼓励你去做一些原创性的工作，因为风险比较大，你又有论文压力，应付不过来。”在他研究的脑网络建模和类脑人工智能领域领域，国内学者发文章很多，但能发在顶尖期刊上的原创性内容很少。顾实担心，年轻教师最富创造性的几年会被浪费。
他认为真正能评价一个学者工作质量的其实是同行评价。“但这个前提是说大家要比较客观，不那么看人情。可能这个在国内比较难做到，所以我也不建议在现行体制下直接改成同行评价。”顾实说。和行政效率、财务管理等问题一样，他觉得解决大概还是要靠耐心。
对他而言，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顾实的计划是，用五六年时间带起实验室的研究梯队，再争取每年固定的经费养活这个团队，克服一些相对困难的研究课题，推动这个领域的发展。“混吃等死的话，又何必回来呢？回来还是想折腾一下吧。”他扬扬眉，泛起一丝笑意。
至于再往后，他笑言：“更大的项目就要看国家的需求，要靠缘分了。”非要畅想的话，一个隐忧是，大项目很容易形成有等级的组织。而他偏向于更平等的交流，这是在国外和导师相处养成的习惯，也是回国后对学生不习惯的地方——他们对老师有天然的敬畏感。
“科研不是说你积累得多就是对的，这是大家一起探求真理的过程。”顾实极认真地说。他身上有着同龄人少见的沉稳，却也随时满溢出蓬勃的少年感。收回因思索未来而定格在某处的目光，他想了想，又说，不希望有一天变成自己讨厌的那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