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时，母亲是如何逼我读书，而我又是如何不肯读书、老想着打棒球，一直是我最深的记忆，也是我们母子之间的较量。
邻居大婶看我那么爱打棒球却没有手套，觉得我可怜，于是在我生日时偷偷帮我买了棒球手套。
但母亲根本就不准我打棒球，就连拥有手套也会惹她生气。
我家只有两个房间加一个厨房，一个房间四叠半，另一个房间六叠。根本没有“自己的房间”这类时髦玩意，没处藏手套。
不过走廊尽头，有个勉强算是院子的地方，种着一棵低矮的银杏树。
于是我把手套包在塑料袋里，偷偷埋在银杏树下，假装没事的样子。每逢打棒球时才挖出来。
有一天，当我挖开泥土时，手套不见了，只见塑料袋里装着一堆参考书……
母亲认为我迷恋棒球，是因为时间太多，便又安排我去英语和书法补习班。
足立区附近极少有英语补习班，于是我去了三站地之外的北千住补习。
我骑自行车往返，假装乖乖去上课，其实都跑到附近的朋友家或公园，玩到时间差不多时再回家。
有一次，一回到家，老妈迎面就说：“Hello，how are you？”
我一时不知该怎么办，默不作声，结果挨了一顿好打。
“你没去上课吧？！要说‘I am fine’，混蛋！”
这真叫人不寒而栗。她怎么知道那些英语的？不会是和美国大兵交往了吧？我的补习费可能是美国人出的？太令人不安了。
其实她是为了我，硬学会了那几句。
她还要我去学书法。我照样逃学，时间多半花在打棒球上。偶尔感到内疚时，我就在公园的长椅上，拿出砚台和毛笔，大笔挥洒自己的名字。
她突然要看我书法练得如何，我就拿出在公园里写的给她。她一看便勃然大怒：
书法老师一定会用红笔好好批改的，你这胡乱涂鸦的脏字，就是想假装去上过课也没用。”
我听了以后，拿出仅有的一点零用钱，到文具店买了瓶红墨水。接下来，自己先写好字，再模仿老师的笔触批改，等着母亲再检查。
“小武，习字拿来我看看！”
正中下怀，我立刻兴奋地拿给她看。可是批改的红字实在写得太烂，又被拆穿了。
仔细想来，我的人生似乎就是和母亲的抗争。
后来，我考上明治大学工学院。对母亲来说，这是个小小的胜利。不过，我以退学这个最坏的结果，结束母子俩在读书领域的较量。
关于这件事，我只有抱歉。我的行为等于上了擂台却放弃比赛。但是，我们母子的较量，并非只限于读书这个领域。
母亲还有更大的目标，简言之：要我出人头地，至少和哥哥姐姐一样。
这也是这场战争的主要矛盾点。
因此，对总算考上大学的儿子，母亲的干涉并未停止。
另一方面，我认为考上大学是凭自己的实力，毫无感谢母亲的心情，反而有点厌烦她，没办法。
我开始打工，自信可以赚到房租和零用钱，于是决定搬出来住。
那是大学二年级的春天。趁着母亲外出在附近工作的时候，我开着从家具店朋友借来的货车，把行李搬出来。
真不凑巧，只见母亲拐过前面的街角，迎面而来。
“小武，你干什么？”
“我要搬出去。”
我别过脸去，听见雷鸣般的怒吼：
“想走就走，都读大学了，又不是小孩子。绝对别给我回来，从今天起，我不是你妈，你不是我儿子！”
尽管如此，她还是一直站在门外，茫然地看着货车消失在荒川对面。
我心里也难过，可是我坚信，不这样做，我就无法自立。
那是朋友介绍的房子。房东是位老爷爷，已经退休，在自家土地上盖公寓，靠着租金勉强生活。
一个六叠的房间，一般月租都要七千日元，这里却只要四千五百元，非常便宜。
啊！新生活！起初几天，我的确是早上六点起床做广播体操，然后精神抖擞地度过一天。
但果不其然，很快地，我又陷入自甘堕落的日子。
别说是学校，连打工的地方都爱去不去，每天游手好闲。一回神，发现房租已拖欠了半年。
我不好意思面对房东，偷偷摸摸爬窗出入。
窗外寒风呼啸的季节里，我照例快中午时还躺在被窝里。
房东来敲门：
“我有话跟你说。”
我呆呆站着，只有一句“对不起”。
混沌的脑袋认识到半年不缴房租，只有滚蛋一条路，我却突然听到怒吼：“给我跪下！”
我心想：这房东想干什么？但还是露出一点反省的样子，乖乖跪在地板上。
“哪里有你这样的蠢蛋？”
“啊？”
“欠了这么多房租，你以为还住得下去吗？”
“不，我想你肯定会叫我滚。”我低头回答。
“那你为什么还在这里？”
“因为房东很仁慈。”
“这就是你幼稚又愚蠢的地方。”房东叹了口气，
“半年前你搬来的时候，你母亲紧跟着过来，是坐出租车跟来的。”
我一惊，满脸通红。
“她说：‘这孩子傻傻的，肯定会欠房租，如果一个月没缴，就来找我拿。’就这样，你母亲一直帮你交房租，你才能一直住在这里。我是收到了房租，但没有一毛钱是你自己掏的。你也稍稍为你母亲想想吧。”
房东走后，我瘫坐在棉被上许久。些许感谢的心情，混杂着永远躲不开母亲的懊恼……
第二次交手，我又彻底输了。
乖乖听母亲的话，洗心革面，好好读完大学，像哥哥一样当个学者搞搞研究，不是很好吗？
不然，跟着父亲一起刷油漆，过油漆匠儿子的人生，可能也不赖啊。
处在这个屡屡被母亲算计的世界，我总是感到有些不满，但具体不满在哪里，又怎么也说不上来。
我想起小时候的玩伴，现在不是工人、出租车司机，就是黑道混混。
他们和我哪里不同？没有。
不，只有母亲不同。
终于有天，当我上电视演出，酬劳超过百万时，我不知怎么回事，又想回那个久别的家了。
打电话过去时，心脏还猛跳。是母亲接的电话：
“最近上电视，赚到钱啦？”
语气非常温柔。不料，我才说“还可以啦”，她立刻缠着我说：“那要给我零用钱！”
这当妈的怎么回事，真会扫兴。既然如此，就让她见识一下。我准备了三十万现金，还请她到寿司店。
“妈，这是给你的零用钱。”我想让她惊喜。
她问：“有多少？”
我得意地说：“三十万。”
“就这么一点？”不变的刻薄语气，“不过三十万块钱，就一副了不起的样子！”
我能怎么办？当然是不欢而散，发誓再也不回家了。
麻烦的是，电话号码已经告诉她，从那以来，过两三个月必定打来要钱。
“我要走了。”
母亲突然握住我的手：“小武！”眼眶湿润。
我安慰她说：“我还会再来。”
她突然回我：“不来也行，只要最后再来一次。”语气变得强硬。
“下次你再来时，我的名字就变了，因为取了戒名。葬礼在长野举行，你只要来烧香就好。”
她又恢复成彻底好强的母亲。
我挥手跟姐姐告别。在零售店买罐啤酒，跳上停在眼前的车厢，里头空荡荡的。
钻过隧道，也经过小锅煲饭，远处的高崎灯景忽隐忽现，猛然想起来时姐姐交给我的袋子。
虽然医生说她没问题，但拿这个有点脏的小袋子当纪念遗物，母亲真是年老昏聩了吧？
说她脑筋还正常，其实已经痴呆，搞不好里面装着菊次郎的丁字裤。我打开了袋子。
这是啥？我一时无言。
竟然是用我的名字开的邮政储蓄存折！
翻开来看，排列着遥远记忆中的数字：
1976 年4 月× 日300,000
1976 年7 月× 日200,000
……
我给她的钱，一毛也没花，全都存着。
三十万、二十万……最新的日期是一个月前。
轻井泽邮局的戳印。存款接近一千万日元。
车窗外的灯光模糊了，这场最后的较量，我明明该有九分九的胜算，却在最终回合翻盘。
满盘皆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