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公告，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的统筹协调下，在中美两国执法等部门通力合作下，中国银行开平支行案主犯许超凡被强制遣返回国。
许超凡被遣返回国，让消失在公众视野十余年的陈年大案再度复盘。同时，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方面表示，许超凡被成功遣返是中美反腐败执法合作的重要成果，也是国家监委成立后第一个从境外遣返的职务犯罪嫌疑人。截至目前，办案单位和中国银行已从境内外追回许超凡涉案赃款20多亿元人民币。
中行开平案被称为新中国成立后最大的银行贪污案，涉案资金按当时汇率计算折合人民币超过40亿元。
2001年10月12日，中国银行将全国1040处电脑中心统一成一套系统，联网后，电脑中心很快显示账目存在4.83亿美元亏空。通过对账目分析，案发范围锁定到广东开平。这时，中行开平支行的前后三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突然失踪，成为震惊全国的中行开平“10·12”案。
公开资料显示，许超凡被认为是该案首犯，30岁时就当上中行开平支行行长。许超凡沉迷于赌博，曾在澳门赌博4个小时就输了6000多万元人民币。
1993年起，许超凡以代客买卖的形式进行外汇交易，大肆贪污挪用银行资金，结果亏损1亿多美元。之后，许超凡又与手下的副行长余振东、下属公司经理许国俊联手，先后从银行账户中拆借大量资金，以贷款名义转出并转至设在香港的潭江实业有限公司等名下。
后来，许超凡升任中行广东省分行公司业务处处长，余振东、许国俊相继接替他的位置。3人继续相互勾结掩护。三任行长10年间将4.83亿美元资金转移到海外。2001年10月13日，3人潜逃至美国。
据《财经》(博客,微博)报道，时任中行行长刘明康曾对媒体表示，这些人在过去若干年内贪污的上亿资金，主要通过澳门和阿拉斯加等地的赌场洗成现金。在讲到中行开平支行和其他分支行现存问题时，他还用流利的英语概括说：“We feel it‘s our duty to clean up the Bank of China.”(我们觉得清理中国银行是我们的责任。)
抱团假离婚，“两许”负隅顽抗拒绝遣返
许超凡、许国俊、余振东三位主犯在事情败露之前，早已为家人安排好后路。早在1994年，三人的妻子在开平与美国公民假结婚，随后提出申请移民美国。并在1999—2001年期间先后获得美国公民资格。
1997年，三人则利用假身份证到香港，获得伪造的香港护照，此后再以假香港护照申请美国签证，2001年5月，三人在香港与美国公民假结婚。
在事情败露出逃美国的当年，中国公安部就要求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中国司法部随后向美方提出刑事司法协助请求。
2002年，余振东被美国当局以涉嫌欺骗手段获取签证罪逮捕。同年2月，余振东在美国受审，因为主动交代犯罪事实被轻判144个月的监禁。宣判后，余振东没有上诉，并自愿遣返。
2004年4月16日，余振东被遣送回中国。2006年3月31日，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判处余振东有期徒刑12年，并处没收其个人财产100万元。
相比于余振东的自愿遣返，“两许”则负隅顽抗，拒绝遣返。2004年9月和10月，许国俊、许超凡先后被捕。
据媒体报道称，从2005年开始，我国公安部、司法部就与美国协商对许超凡和许国俊的遣返工作，并与两人当面沟通。中方曾提出，如果他们愿意被遣返回国，刑期不会超过20年，但两人均拒绝。
2009年，美国以洗钱、跨州转运贪污资金、护照和签证欺诈等罪名分别判处许超凡和许国俊有期徒刑25年和22年，均已超出我国刑法有期徒刑的最高量刑标准。
与此同时，许超凡之妻邝婉芳、许国俊之妻余英怡分别获刑8年。
妻子2015年遣返回国，许超凡心理受到震慑
2015年9月，许超凡的妻子邝婉芳被强制遣返回国。
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的评论文章披露，2015年9月，美方将其妻邝婉芳先行遣返回国，对其形成强大心理震慑，2018年6月，许超凡最终被判发遣返令。
许超凡案追逃工作长达17年之久，其被遣返，是我国在发达国家实现异地追诉、异地服刑后强制遣返重要职务犯罪逃犯的第一起成功案例。
上述评论文章称，从许超凡外逃开始，对其追逃追赃工作就踏上了漫长而艰难的过程。2014年6月，中央追逃办成立，许超凡案被列为挂牌督办重点案件。中央追逃办统筹各方力量，发挥外交、司法、执法、反洗钱和反腐败等部门和广东省作用，综合运用异地追诉、劝返、遣返等追逃手段，不断挤压其在美国的生存空间。许超凡最初心存幻想、企图长期滞留美国，但在屡屡碰壁后，最终选择了放弃上诉、接受遣返回国。
2014年12月，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JLG）第十二次会议将许超凡案列为中美5起追逃追赃重点个案之一。正是中美双方充分发挥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JLG）反腐败工作组的平台优势，不断扩大追逃追赃战果的具体体现。
文章还表示，在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中，通过境外民事诉讼加大追赃工作力度，在追缴外流腐败资金的同时，斩断外逃人员的经济来源，以民事追赃促刑事追逃是一条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
如何在90年代贪污40亿？
在上世纪90年代来看，折合人民币超40亿元的银行资金贪污实属胆大妄为。但之所以不法分子能在10年之久的时间里持续作案而不被发现，与整个中国银行业风控体系不完善、技术手段不先进有很大原因，这才让不法分子能够得逞持续钻空子。如果放在当下，很难再出这样的大漏洞。
据《财经》当年报道，许超凡等人之所以能作案成功，除了个人大胆妄为外，以下三方面的外部环境也给他们提供了操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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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联行清算系统落后，资金汇划和总行确认之间存时间差。
联行清算系统，指的是一家银行内部各分支机构之间汇划的内部清算机制。比如客户将资金从北京中行汇到广州中行，银行内部并不发生汇款行为，只是在双方的资产负债表上记上各自汇出汇入的金额，然后通过总行确认各分支行的业务关系，再对各分支行的汇差进行结算。
由于当时商业银行各分支机构的电脑系统是自发建立的，没有统一规划，不仅数据网络的连接有隔断，不同地方主机的软件系统，手工操作环节就无法逾越。由于技术手段落后，效率非常低下，不仅银行系统内部的汇划和结算无法同步完成。总行最终的确认也很容易被各式失误所打断，很难保证最终的结算时间和周期。
正是由于资金汇划和总行确认之间存在着时间差，许超凡等人的舞弊手法就是将其平日盗用各科目(诸如头寸、存款科目)的资金额打入联行资金项下，将亏空反映成对总行联行系统的欠款。然后，利用欠款确认的漫长和不确定的过程，以新账补旧账。经过这套瞒天过海的安排，在开平被盗用的亏空事实上被逐级转嫁到了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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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过于分权的管理架构，支行行长权力过大。
在开平案发以前，中国银行也像其它国有商业银行一样，实际执行着从总行到省行、地市分行、县支行的“四级管理、四级经营”的分布式管理架构。几乎可以说，省行行长有多大权力，支行行长就有多大权力。上级行对下级行仍缺乏有效控制。看起来，逐级分权管理调动了得权者的积极性，实际上却由于破坏了纵向专业分工严重影响了效率，更使腐败分子有隙可乘，正可任意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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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稽核系统发展缓慢，银行业风控观念薄弱。
当时，稽核在中国银行业是发展缓慢的薄弱环节。20世纪80年代初，各省级分行内部只设一个稽核股，针对会计账目进行一般性检查。后来《审计法》出台后，各机构方始着手建立内部稽核体系，90年代以后又终于引入了“风险”和“控制”的概念。但整个银行业的内外稽核系统都成长缓慢，长期以来得不到充分重视。
在开平事件以前，中国银行的稽核体系附属于各级分支机构，由上一级检查下一级。比如对开平的稽核只要瞒过江门分行即可。这很难保证稽核报告的真实有效性，而如前所述，江门分行本身很可能有所牵连，案发之后江门分行有相当一批中层人员被撤离岗位。
其中，中行江门分行原行长赖明敏是开平案的涉案人。2001年案发后，作为开平支行的上一级分行领导，赖明敏自知涉案，潜逃至澳大利亚。外逃17年后，2018年6月22日，赖明敏回国投案自首，并主动退赃，成为国家监委成立后首个到案的“百名红通人员”。
百名红通归案过半，反腐败国际合作不断深化
由于不少贪污犯嫌疑人在事迹败露前出逃国外，这加大了反腐败追逃追踪的难度。近年来，相关部门持续深化与美国、加拿大等国司法部门的合作，加大对贪官的跨国追逃追赃力度。
2014年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设立国际追逃追赃办公室，建立起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协调机制。办公室成员由与追逃追赃工作密切相关的中央纪委、最高法、最高检、外交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央行等单位组成。
2016年已从7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1032人，其中国家工作人员134人，百名红通人员19人，追回赃款24亿元。
2017年3月7日，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召开会议，宣布启动“天网2017”行动。截至2017年12月，中国“百名红通人员”已到案50人，名单如下。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不管腐败分子逃到哪里，都要缉拿归案、绳之以法”。今年3月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监察法，对反腐败国际合作作出专章规定，明确监察机关追逃追赃职责，确立了监察机关追逃追赃案件主办部门的地位。许超凡被成功遣返是中美反腐败执法合作的重要成果，也是国家监委成立后第一个从境外遣返的职务犯罪嫌疑人。
截至目前，我国与61个国家缔结了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与50个国家缔结了引渡条约，基本建成覆盖全球各大洲主要国家的追逃追赃法律保障网络。中央追逃办负责人还表示，将进一步加大与有关国家的合作力度，将追逃追赃天网织牢织密，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外逃腐败分子。
（来源：券商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