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人的财富在过去12年增加了近三分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富有,这似乎是经济繁荣的象征,但专家指出,这其实是身体不健康的征状。《环球邮报》(The Globe and Mail)专栏作者拉普利(John Rapley)撰文引述瑞士信贷银行(Credit Suisse)称,2010年加拿大人均财富为226,000元,到2022年,这一数字已飙升至37万元,亦即急增63.7%。
据称,如果所增财富都是经济蓬勃发展产生的再投资盈余,那么确实表明经济正健康发展,但事实并非如此。事实是,加拿大经济成长乏力,同期人均收入仅成长了15%。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失衡加剧,财富成长速度是产出成长速度的4倍。危机发生时,加拿大确实像大多数西方政府一样,增加了债务以防止经济衰退。随后,又跟随各国紧缩支出以减少赤字,政府维持低税收,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削减税收,正如哈珀(Stephen Harper)政府所做的那样。
理论上,这将刺激经济反弹,但情况并非如此。因为投资管道很少,如果加拿大公司在海外市场从衰退中复苏之际受益于低税收,他们也许可以利用较低的成本实现出口成长,从而创造良性循环,但问题是其他西方政府也在实行紧缩政策。
跟着产生恶性循环,研究表明,已开发国家之间这种协调一致的财政政策会加剧其需求限制效应,与早期衰退中的反弹相比,七国集团的复苏乏力。由于成长疲软和通膨低迷,央行拥有一定的自由,因此,他们试图刺激经济,于是大幅削减利率,直到实际利率接近零,希望廉价信贷能鼓励公司和人们增加支出和投资。
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理论上可行但在实践上再度适得其反的做法,由于经济太弱,无法证明投资扩大生产的合理性,资金反而涌入固定资产——尤其是房地产——从而抬高了其价值。加拿大人的财富因此激增,自2000年以来,虽然世界GDP成长了两倍,但全球财富却增加了4倍。
实现GDP成长的,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已开发国家则大多出现了财富膨胀。财富成长如此之快,是西方央行的宽松政策导致全球货币供应量爆炸性成长,成长了5倍多,货币实际上是贬值了。在加拿大,这种贬值对国人的房屋价格影响最为深远,因为政策和政治限制了新房供应。最终,资产价值膨胀影响了消费物价,通货膨胀卷土重来。随后,各国央行被迫提高利率。
相较之下,在西方国家宽松货币政策的十年里,发展中国家政府和央行都保持审慎,对支出保密并避免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中央银行实施放松政策的地方,就像在中国发生的那样,它们为政府的财政慷慨提供了担保,中国首先利用低利率刺激房地产泡沫,但当政府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后,随即重新调整产业政策并支持新技术,尤其是再生能源。
因此,当今世界经济是不平衡的,从表面上看,西方国家很富裕,但大多半死不活,经济活力已转移到全球南方。发展中国家凭借相对便宜的资产和更高的生产力,可吸引更多投资。同时,在西方,高昂的资产成本窒碍新企业成长,并使投资远离生产性用途。
改变这种状况并不容易。如果加拿大人的财富是基于对充满活力的经济的投资,投资者可能会青睐进一步提高成长率的政策,但由于国人的财富越来越多来自强制稀缺,特别是在住房方面,他们将抵制打破僵局的努力。对此,总理表示,无论采取什么措施来应对住房危机,房价都不能下跌,一语道破大家心照不宣的实情。但如果任由财富“虚胖”,加拿大将继续陷于困境。(据都市网、图:网上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