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6月3日电，文明的特质涵养着道德观的发展。西方文明的特质主要体现在把人和世界万物看成是主客二分的关系，强调“人为自然立法”，突出理性精神，一方面不断彰显人的独立人格和开拓精神，另一方面不免导致个人与他人、理性与情感、物质与精神等的对立。中华文明的主要特质是“天人合一”，强调人和世界万物相通相融，人行为恰当才能推动这一共同体生生不息、和谐有序的发展，“恰当”正是德性的要求。道德的涵养、人自身的价值既在反身内求中，也在与他人、与世间万物这一共同体的相处中。因此，中国人的道德观在自身的文明特质中指导着中国人如何与自己相处、与他人相处、与世界相处。
自省、慎独——在道德修为中自我成就
中华文化道德修养的起点是直面自己，不断涵养自身德性，获得自我成长。这要求时刻保持自省态度，即“吾日三省吾身”，从不同方面省察自己，发现不足、及时纠正。自省作为一种优秀品质，也是道德修养的重要方法。孔子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孟子说：“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都是在鞭策人们与自己的心灵交流，发现不足，实现自我的更新与成长。
慎独也是中华文化道德观中非常重要的观念。人们通常关注公众面前的道德行为、道德涵养，“慎独”则要求，人在和自己相处、不被他人关注时，同样要修养德性、提升品格。《中庸》讲：“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汉代郑玄解释道，“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即人独处的时候，也要自我警醒、约束，让行为符合道义。
宋代朱熹在解释“慎其独”时指出：“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细微之事，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则是天下之事无有着见明显而过于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惧，而于此尤加谨焉，所以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滋长于隐微之中，以至离道之远也。”这就是要求人在意念萌动之时，及时检点是否符合天命所赋的道德本心，时刻防止违背本心和道德的念头出现。注重个人内心意念萌动时的道德持守，是“慎独”的重要内涵。
此外，中华文化在推动个人道德修为上还有诚意、正心、敬畏、存心养性等，既是中华文化重要的道德观念，也是如何对待自己、成就自己的修养方法，体现着道德修养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可以说，中华文化以激发每一个体的道德自觉为出发点，成就了中国人仁、义、礼、智、信等优秀的道德品质，培养了爱国敬业、博施济众等担当情怀，激发着自强不息、主动作为的奋斗精神。
诚信、明礼——在道德规约中构建社会
中华文化关切个人成德的同时，在社会关系中也形成了统一的道德规范、丰富的道德观念，维系着社会关系的有序发展，指导着人们如何与他人相处。
中华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实践中，凝练出诚信这个维护社群关系的基本道德规范，体现着对他人的理解和尊重，对群体的道义和责任。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指出诚信是人在社会关系中安身立命的基础。管子说：“诚信者，天下之结也”，即诚信是用来结交天下的，是人们畅行天下的“通行证”。法家思想把诚信与法令结合起来，认为“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韩非子》)，法律法令的实施要公平合理、取信于民，才能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有效工具。诚信观念在后世的发展中得到不断深化与提升，不仅作为人们普遍追求的美德发扬光大，还作为长治久安之道成为社会良性发展的重要根基。直到今天，“商鞅立木”“管鲍之谊”“季札赠剑”等诸多关于坚守信约、彼此信任的典故流传下来，体现出中华文化所推崇与传承的道德观和价值追求。今天，诚信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也体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
调节群体关系方面，还有“礼”这一道德观念。中国素有“礼义之邦”的美誉，礼是仁、敬、恭、让等道德内容的外在表现，“礼成而后仁义智信可见矣”(《李觏集·礼论第四》)。孟子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礼记》讲：“道德仁义，非礼不成。”礼是内在道德理性的外在表现，体现中华文化的道德本质。在礼义道德的根基上，中华文化发展出礼节仪式、典章制度等礼仪、礼制的丰富内容。在与人相处中，强调礼尚往来，谦虚谨慎并尊重他人，《礼记·曲礼上》讲：“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无论贫富贵贱、强弱尊卑，都要懂礼知礼、以礼相待，社会才能和谐安定。在待客、婚娶、乡邻饮酒、邦国交聘等各种关系中也都有“礼”的规范和安排。荀子讲：“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指出了礼在为人、做事、治国各个层面的关键作用。
可以说，上至王朝邦国礼制的践行实施，下至深入世俗生活的乡规家礼，礼规范着中国人如何与他人相处，如何呈现有道德的行为、构建和谐有序融洽的社会，反映了礼所具有的使一切各得其所、恰到好处的作用，即孔子所说：“夫礼所以制中也。”礼使一切合乎中道，使一切恰到好处。因此，礼所呈现的规范制度使人们在所处的关系中达到适中、和乐的状态，使社会在运行中保持有序安宁的氛围，使国家在发展中保持稳定团结的局面，这是礼作为道德规范所追求的目标境界。荀子还讲“礼者，断长续短，损有余，益不足，达爱敬之文，而滋成行义之美也。”礼的规范还发挥着调配社会资源、保持社会关系平衡稳定的作用，这是古时候中华文化在防止两极分化上体现的道德关怀，今天共同富裕的提倡和践行，也正是传统道德观念在今天焕发出的新的生机和意义。
忠恕、和谐——在和合追求中融处世界
中华文化不仅关照内部世界的道德培养，也关照与外部世界相处的道德原则，形成了与外部世界交往的道德观念。
仁，在中华文化中代表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既是中华文化最重要的伦理范畴，也是中华文化最核心的道德观念。孔子讲：“为仁由己。”孟子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仁，既是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关系发展的目标追求。仁德从施予最亲近的人开始扩展到他人乃至自然万物，成为中国人对待世界关系的态度和原则。孔子把践行仁的方法归纳为“忠恕”，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一方面强调平等互利，一方面强调将心比心，尊重他人，不以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中国人就是以忠恕之道所蕴含的宽容、平等、自律、尊重精神面对世界的。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一带一路”的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也是忠恕这一道德观念跨越时空的呈现。
和，中国人对待世界的态度是和善的，追求的国际关系是和谐的，向往的世界愿景是和平的。这一切都源于中华文化道德观中的“和”理念。和，一方面指平衡融洽，即和谐。另一方面，“和”承认矛盾和多样性的存在，不仅不排斥差异和矛盾，反而始终相信多样性、矛盾性会朝着统一和谐的结果发展，即和而不同。因此，“和”体现着兼容并蓄、包容开放的胸怀。千百年来，和而不同一直是中华民族对待世界的态度。《尚书·尧典》提出：“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孔子说：“‘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和”文化赋予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基因，成为中华民族对外交往的原则。
即使在历史上鼎盛时期，中国也奉行睦邻友好的政策，从未向外侵略扩张，根源就在于融入中华民族血液的“和”文化。今天，在全球化进程中，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中国人的道德观也必将不断汲取世界优秀文明成果；人类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而具有“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强调整体和谐的中国道德观也势必为全球化的健康发展提供有益借鉴，在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理念中推动人类文明的整体进步和世界和平的持续发展。(完)
作者简介：
谢伟铭，北京大学哲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北京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华传统文化、统一战线基本理论。曾参与撰写《中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解读》、《中华文化专题教学读本》等教材多部。参与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参与国家“十二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清华国学书系”的编纂，在《人民论坛》《中国哲学史》等期刊发表文章多篇。（作者 谢伟铭 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