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在2月19日公布了2020年6月15日加勒万夜战的真实战况和中方战损。据中方信息，加勒万夜战始于印军以谈判为名，诱骗中方军使，后调集多人持械包围。这也是印度军警此前在班公湖北岸曾使用的方法。中方军使先与之搏斗，后与援军会合，打死印军20人，伤76人，俘10人，也付出1伤4死的代价。
这一细节填补了中印一年对峙的最后一点空白，也展示了印方在2020年对峙中一以贯之的战法和作风。
根据中方提供资料，外界可以再次确定2020年6月的加勒万夜战确系发生在河口地区，这使得解放军救援军使的人员中，有人不幸因涉水时落水而淹死。（谷歌地图截图）
环顾2020年5月以来的中印对峙战局，外界可以发现，印军及其军警人员在前方已不止一次诱骗中方军使，试图借此俘获中方人员换取战功。这种局面可以让观察家们推导出一个重要的情报，即上至新德里军、政高层，下至印方基层军官均有对华军事冒险、偷袭“灰色地带”，以“跑马圈地”方式取得战果的意图，新德里的言行因此显出了极为可虑的一面。
在2020年5月前，印度前国安委员会顾问卡纳德（Bharat Karnad）就曾建议印度军警应在中印边界“拒止中方蚕食”、“袭击中方设施”，在这一思想撺掇下，中印双方就发生了班公湖北岸的一次小规模冲突。
加勒万夜战是印度在中印西段边境不断冒险之后的必然结果，在它之后，新德里还有攻势
印方在5月31日风传视频，号称“俘获解放军”，印方人员同时高呼“Bharat Mata ki Jai”（胜利献给印度母亲）等印度人民党（BJP）常用“爱国口号”。嗣后，推特等社交网络也展示图片，显示至少五名印方人员遭遇钝器击打，被中方人员俘获。这一事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已经成为加勒万夜战的预演。
目前，印度方面已经把加勒万夜战的“荣誉”或责任推给了率部参与袭击军使，后被打死的巴布（Santosh Babu）上校本人，但从印度新闻信息局（PIB）发布的消息看，“迎敌建立观察哨”的巴布也只是奉命行事。根据PIB同期发布的一批包括10名战死印军的小传显示，印方当时在加勒万一带组织“雪豹行动”，投入兵力至少包括两个排，其中带队袭击的也另有其人，巴布只是其中军衔最高，排在死者名单最前端的而已。
不同于外界想象的加勒万夜战或为中下级军官独走所致，此次风波在印军被称为“雪豹行动”，上图为印度新闻信息局定期发布的印军战死人员小传，这位名叫索伦（Nuduram Soren）的下级委任军官（一般为排长）在加勒万夜战中就率部下与解放军交战，后被击毙。（印度新闻信息局网页截图）
其实，以短促突击制造既定事实，逼迫外界被动接受正是BJP的成名手段，这其中最有名的一战莫过于BJP在1992年由时任副主席乔希（Murali Joshi）、现任BJP副主席巴蒂（Uma Bharti）率15万人持械冲破军警封锁，一举捣毁阿约提亚有四百多年历史的巴布里清真寺，夷平了周围民居，将数百名居民殴打致死的风波。而就2020年的局面来看，新德里甚至有想把这种手段应用在中印间“灰色地带”的意图。
根据印度国防部发布的“2020年终回顾”，在该报告第二章“印度陆军”的部分内，其第二节中印边界对峙的叙述中即确认了印军在2020年8月28日至29日间展开了“预防性部署”，“先于中国扩张主义者的计划”，“夺占了班公湖南岸高地”。
图为印度陆军装备的“布拉莫斯”导弹，曾有情报显示，印军原计划用该导弹的空对空型号应对拉达克局势，但印方最终还是调整了部署。 （新华社）
它展示了印军在班公湖的“攻势”并非单纯的军事冒险，而是印度国防部有留档的偷袭行动，是印度防长辛格（Rajnath Singh）、国安顾问多瓦尔（Ajit Doval）、陆军总司令纳拉万（M.M. Naravane）、国防参谋长拉瓦特（Bipin Rawat）乃至莫迪本人均知情的特殊情况，新德里方面甚至已做好了包括开战的“任何可能”（any eventuality）的准备。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印度当前的政治、经济环境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内病外治的需要，一俟局势好转，则会立即调转风头。这种转向行为甚至会成为执政方的政绩。这使得新德里方面的行动时而见风使舵，时而目光长远。
尽管新德里在边境问题上难以与中国握手言和，印度各界短时间内也会因惯性继续煽动“爱国”情绪。但对以莫迪为核心的印度执政党系统来说，当前印度的主要矛盾已经上升到国内的民生、经济问题。北京与新德里之间的政治、经济的紧密联系将让局势转向可控与平稳。莫迪当局无疑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内、外环境用以暂时解决当下问题，但新德里的休兵显然并非某种一劳永逸的结局。这也就成为北京面前的长远问题。